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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年前,1986年12月,军委扩大会议。我参加文件起草。我问父亲,你准备讲点什么?要不要我帮你拉个提纲?
父亲说:“我没有什么可讲的。”
还是准备一个好,万一推不掉呢。我说,我们整理了一个材料,把下面部队反映的问题汇总了一下,要不你看看?
他说:“不用了,问题不在下面。”
在我国,国防部长是个政府职务。军队领导人的职权是按军委分工确定的,父亲只负责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全局性的工作由杨尚昆负责,军事工作由杨得志负责。在这样全军性的会议上,他讲点什么呢?讲国防工业,不如回你自己那摊去讲,讲捧场的话,又多余,想想,还是沉默的为好。
但和我预料的一样,与会者一致要求父亲“讲一讲”,其他军委领导人都讲了,国防部长怎么不讲话?杨尚昆也说还是讲一下好。盛情之下,他还是那个习惯,掏出一张在日历上扯下的纸片。他这次讲话收集在《张爱萍军事文选》中,题目是“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
我记得他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民富国富,并不等于国强!”
“不错,国防建设有赖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但在集中力量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应以适度的财力、人力加强国防建设。”
他停了一下又说:“我们绝不能说,待有了钱,即可向外国买武器,这是绝对靠不住的。它即使卖给你,也要受政治上特别是经济上的限制。”
“国防建设要有一个过程,特别是高技术的发展,更是如此。没有一定的财力,没有较多的时间,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要求国富民富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逐步加强国防力量的建设。”
然后他就国防建设的主要任务为题,分别阐述了关于武装力量的建设;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国家战争动员体制;全民国防教育;以及军事学术思想的研究与发展。
同时专门就研究未来战争对战争准备的意义以及研究方法做了阐述。
他终于开口了。他的讲话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我想起早在1982年,他在12次党代表大会上陈述的意见。用他自己的话说:
“当时听到一些言论,引起了我的警觉,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搞不好,会犯历史的错误。”
7 老革命面前的新问题
中国这条大船在改革的大潮中搏击,舵手邓小平驾驭着它,迎着滔天的巨浪向前猛冲。他义无反顾。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思想是“两放”,即“放权让利、放开搞活”,也就是向企业和地方政府,甚至个人,下放财权和管理权。“两放”政策为中国经济增添了活力,百分之八到十的高速增长让全世界刮目相看。但反映到国家财政收入上,却出现了“两个比重”急剧下降的局面。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1.24%下降到1993年的15.33%,跌幅超过一半;另一方面,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60%以上下降到1992年的38.6%。中央财政收入的萎缩对中国政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其一便是中央财政无力负担维持人民解放军正常运转的经费。邓小平在讨论军费时说,你们不是推荐我当军委主席吗?我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砍军费削减军费!国民经济不上去,军队建设也不行。军队的同志要忍耐,要服从大局,你们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散会!(注:摘编自洪学智《深切缅怀小平同志对军队后勤建设的伟大功绩》)这是实情。从我后来了解到的数字看,军费支出由1980年的15%跌至1992年的7%以下。这个比重在当今世界各国中是最低的。发达国家国防支出一般在25%以上,发展中国家也在15%至25%之间。人口超过5000万的大国中,没有一个低于10%的,多数超过15%。
经费紧张成了当时国家机关和各级政府面临的突出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第一批暴富起来的人们在沿海特区灯红酒绿的生活,对钱的渴望,就像瘟疫一样的传播开了。但谁能料到呢,一夜之间,党政军大办公司之风竟然一下子席卷了全国。随着军队要走“自我发展、自我补充、自我完善”的思路的提出,经商之风愈演愈烈。
客观地说,导致军队经商的直接原因,是国家财政拨付的军费严重不足。当时究竟是怎么搞起来的,现在很难说得清了。张震的回忆录中说:“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贯彻要‘忍耐’的方针,军费有所减少,各项经费的缺口较大,不足部分需要军队自筹解决。这种形势下,以盈利挣钱、弥补经费不足为目的的经营性生产逐步发展起来。1988年前后,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提出,要给军队一个政策,叫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从此,部队便办工厂、建矿山、搞公司,搞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更为高涨,干了一些按社会分工不该由军队干的事。”
对军队经商,据我知道,一开始大家热情都还是很高的。我曾和父亲有过一场辩论。我说,人不光有一张嘴;还有两只手嘛!军队有的是有利条件,不信干不过地方。这也是发扬南泥湾精神嘛!再说,国防工业可以搞民品,搞军贸,军队为什么就不行?
“胡搅蛮缠!国防工业和军队不同,它本身就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部门,军品订货吃不饱,理所当然应该拿出些力量搞民用项目。原子弹要那么多干什么?为什么就不能搞核电站?从性质上说,军工企业发展民品、以民养军,不属于党政军经商的范畴,这和党政军机关做生意完全是两回事嘛!至于国防科工委机关要做生意,那就是不允许的!我要查他们,有没有这种事。”
辩论到最后,没想到父亲竟勃然大怒,脸一沉,喝道:“混账话!”
其实我讲的是实情。有甜头的事,谁不想上,既然国防工业可以武器出口,军队凭什么就不能搞?军队做武器生意,各个机部不干了,你从我们这压价买了去,又高价卖出去,抢了我们的市场,那我们就不给你了,看你卖什么。父亲说,军队就不要搞了,国防工业赚的钱是上交国家的,国家再返给它搞技术改造,是用于发展武器装备的。但现在这年头,谁还听这些。拱来拱去,最终还是被他们给拱成了。军工企业可以,为什么我们军办企业就不行?军工企业你卖你的,我们军办企业卖我们的,井水不犯河水。
我的朋友们都说,你爸也太不识时务了!
说到这里,要澄清一个概念。军工企业和军办企业,虽只一字之差,但不属同一范畴。我们通常所指的国防经费、国防支出,或者说军费、军费支出,是指专供人民解放军使用的专项经费,不包括国防工业的支出费用。国防工业和科研的费用在国家财政上归入经济建设支出。按照国家的财政制度,军工企业的税金和利润要上缴国家财政,和军费没有任何必然关系。而军办企业受军队控制,收入归军队所有。
我从来没有被父亲劈头盖脸地如此骂过。他当着家里人和秘书、工作人员很多人的面,痛斥了我一番。我解释说,百家争鸣,这也是一家之言嘛。他根本不听,怒火难消:
“木必先朽而虫始蛀之!我看要垮台就垮在这上面。”
在他眼里,我好像已经是个腐败分子了。我很尴尬,但我能理解他。他有气,而且非常的生气。
他不是个守旧之人,1977年复出后,他一向力主改革开放。在改革中,难免会有各式各样的意见和办法提出,他还是老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他也不反对中央提出的“大胆地试,对的就坚持,错了的,改过来就是了”。但这次,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了。
他说:“不错,军队经商的目的是为了以军养军,我不否定这些同志的出发点。但要害不在这里。不是个养不养得起军队的问题,而是用这种方式养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是人民可以信赖的军队吗?是在外敌入侵时能够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军队吗?”
“军队一旦向钱看了,军队的光荣就完全玷污了,解放军就再也不是人民军队了,党也不称其为共产党了。这根本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个立场问题。”
我知道,对他来说,在立场问题上,是不能求同存异的!
但真正使他如此愤怒的还不仅在于此。
在这样一个浅显简单的道理面前,怎么就得不到认同呢?是什么人有这样大的能量能影响到中央最高决策层呢。他,作为一个军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