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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问过父亲这方面的事情，但他的回答很精练简捷：“上面定的。”似乎多一句都懒得说。
但他还是很恭敬地执行了这个决定。
我查到了当时的一份文件。是国防科工委在1984年11月30日给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关于军工体制改革的原则建议》。内容摘录如下：
张爱萍同志最近邀科工委在京的几位领导同志，研究了如何贯彻执行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邓主席、杨副主席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国务院根据当时情况，决定军工自己“滚”……为了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四化建设的大局，军工这支力量，今后应同国民经济各部门一样，纳入整个国家的规划，统一安排。据此：
一、国防科工委不再归口管理核、航空、兵器、航天工业部的全面业务工作，改由国务院统一规划、组织和管理。
……
三、这四个军工部都按照中央的决定，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
……
另外，也可考虑，将核工业部（二机部）、航天工业部（七机部）……同目前一样，仍由国防科工委归口管理。
文件的详细内容就不一一引用了。不难看出，上述的这最后一句，把核工业部和航天部留下，是根据小平同志最后出面摆平时的意见提出的。
父亲于12月26日在这份文件上批示：
赵总理：“杨副主席要我请示你有何指示，以便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对此建议，遵你曾对我指示的原则，我说明如下几点意见。……其另外项，可不必要。虽邓主席提出‘除二、七机部外’。”
不难看出，他的用词极为恭敬，不是批评过他是个“惹不起的人吗”？但他还是挺倔的。我又不是要饭的！要拿就一起拿过去吧，何必遮遮掩掩的，这样倒也干净利落，又不是我个人的财产！
赵紫阳12月27日批示：同意爱萍同志所批各点。
这份报告，可以证明，军工体制改革的决心，以及改革的方向和总体思路，是中央最高层决定的。和以往不同的是，本着不争论的原则，事先并没有听取国防工业系统的意见。国防科工委只是根据总的意图，提交了贯彻落实的具体方案。把二、七机部也一并划过去，是父亲最后的意见。
父亲晚年回忆时说：
“80年代初，我遇到的问题是，开始改革开放了，全力发展国民经济。国防工业系统，军工产品需求量减少了，研究、生产部门过剩了，除二、七机部还有事干以外，搞常规武器的力量一下子都闲下来了。整个经济有困难，要靠自己。王震同志是最早提出‘找米下锅’的，试了以后，这个办法不行。我提出，军工企业搞民品，一定要在国务院的统一规划下进行，统一计划、统一安排。但他们那时认识不到这股力量，把国防工业只视为包袱。核电站的那次吵架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但两年后，我们自己搞起来了，民品和军贸都起来了，他们这才发现国防科技力量确实有优势。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一股脑地搬了过去，把这些部门通通转向搞民品，武器装备也不管了。直到现在，也没有把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纳入国家统一规划。
“由于国务院把国防工业的几个部，也搞成了像民用部门那样的经营型性质。这就出现了新的矛盾。例如六机部改成船舶工业总公司后，海军要船，双方就只能讨价还价。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意见，就我国目前的体制和现状看，武器装备不具备采取一般商品的市场经营条件。尤其是战略武器和重大研制项目，只能是国家行为。
“我看到这样的言论，认为国防尖端科技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现状不协调，是畸形发展。这是不对的，我说是特形。国防科技的领先不是坏事，正是我们的强项。问题在于，应该如何通过国防科技推动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是限制它、削弱它，甚至是取消它。”
父亲自1956年起，到他1987年退休，在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的领导岗位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干了30年，实际上是32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步枪到原子弹，从步兵武器到太空武器，伴随着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在他晚年，我曾就我国军事科技工业如何面对新的时代的发展这一话题，和他有过无数次交流。其实，在一个新事物面前，许多决策未必一开始就十全十美，许多真知灼见也未必一开始就被认同。中央的态度是“摸着石头过河”，有了问题，改过来就是了。今天，这一切已成往事，父亲当年关于国防工业改革发展的思想，我不忍被时间的长河所湮没，还是记录整理了下来，提供给关心我国国防事业的朋友们。或许多少还有一些参考的价值。
国防工业要不要改革？父亲认为，当然要！但怎么个改法要从国情出发。美国搞的是市场，苏联搞的是计划，我们是沿袭的苏联。在冷战中，苏联垮了，但是不是因此就转而走美国的路？
80年代初，国防科技工业遇到的最大问题，也是最紧迫、最现实的问题，是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的问题；是国家无力支持军工这个庞然大物的问题；是军事科技优势和生产能力没有及时转化为民用的问题。企业转制和市场化是个慢功，市场经济要的是规范、健康的市场，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国有大型企业的转制，要等待市场的成熟。当时面对的，对国防工业的方针是压缩和转化的问题，而不是拆掉和转制的问题。因此，应该继续坚持调整、整顿的方针，压缩军品规模，在保住军事科技领先地位的同时，发展民品和军贸，走“以军带民、以军促民、以民养军”的我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
1．必须把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准备打赢一场战争上。绝对不能为追求近期经济效益而搞短期行为，更不应单纯以减轻政府负担卸财政包袱为目的，简单地把军工科研院所推向市场。
2．坚持以军为主。不管国防工业有没有单独的管理体系，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国防工业的核心是军，而不是民。走“以民带军”还是“以军带民”的道路，是一个机制问题。不能认为，军就是包袱，就是纯消耗。以军事科技、军事工业反作用于国民经济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自己的航天和核工业的发展就是如此，从民用出发投资搞航天、搞核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见不到市场效益。两条路子，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关键哪个是捷径。我个人认为，在市场发育不成熟的80年代中期，立足于自己的基础，做一些调整，比做大手术要好。
3．改造国防工业。建立一支“精干、高效、小摊子、高水平”的国防科技工业的国家队。政府是投入的主体，是直接的领导者和管理者。
除此之外，对一般军工单位，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分清主次，决定去留；要稳住军品，放开民品。鼓励有条件的军工企业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道路。
4．改制不是绝对不行，但在传统的企业改革尚未进入良性循环，商品市场孕育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对国防科技工业所属单位的转制更要持慎重态度。不妨等待一下，太快、太猛，往往徒具形式。
从1979年到1983年，父亲会同国务院对三线建设进行了调整：一是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投资方向，停建、缓建一批基建工程；二是将军工任务严重不足的企业转向民品生产；三是对选址不当，难以维持，或者重复建设的，实行关、停、并、转。1983年底，国务院成立专门机构，对三线建设进行全面调整改造，一是调整企业布局，二是调整产品结构，三是技术改造。
调整、整顿使国防工业逐步实现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再造，许多企业通过转型已经成为驰名中外的民用集团，如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转制为主要生产系列民用车辆的“东风”汽车集团，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变成占世界产量第一的“嘉陵”摩托车集团。不少三线基地还走出国门，面向国际市场拓展业务，如西昌导弹基地用长征系列火箭为世界多个国家发射了卫星，并成为世界知名的卫星城。通过军民结合的产品改造，到1990年，军工企业的民品产值已经达到155亿，占当年军工企业产值的75％，比1985年增长了1．93倍。经过调整和改造，中西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已初显规模，在一些具有相对优势领域初步构建起高技术产业群，如光电子产业、软件产业、新型电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