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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转眼第三个年头到来了。
应该是检验成果的时候了。担任第一发洲际导弹一线总指挥的马捷写道：
1980年5月18日上午10时整，发射部队指挥员刘德普下达了点火的口令。顿时，排山倒海般的隆隆巨响，震撼着茫茫戈壁。导弹于10点0分23秒拔地而起。
导弹沿着计算好的理论弹道，从华北上空飞出国境，经韩国、日本，在太平洋岛国瑙鲁以东飞越赤道，准确溅落在南纬7．7度、东经172．2度的预定海域。弹头溅起了140米高的巨浪。
由郭元才驾驶的172号直升机，飞临目标上空，打捞回收了数据舱。
相隔万里之遥的北京发射指挥中心的大厅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当着邓小平、华国锋的面，和我父亲拥抱起来，两个鬓发如霜的战友，仍以当年共青团员的方式表达激情。耀邦在庆功大会上说：“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要求之高，技术之复杂，组织之严密，在我国都是创纪录的。”
从1965年，决定研制洲际导弹算起，已经整整15年过去了；倘若追溯到1960年，从父亲主持发射的第一枚导弹，也就是中国导弹武器的起步算起，已经整整20年过去了。父亲从50岁已知天命，走到70岁的随心所欲。
父亲可没那么多感慨，他仍然豪情万丈，挥笔写道：
“今日雕弓满月，敢平寇蹄狼烟。”
我国向南太平洋海域成功地试射了洲际导弹，标志着这个新崛起的东方大国，已经掌握了在未来核大战中对任何敌人的还手能力。世界为之震惊。
核武器是毁灭性的武器，也正是如此，它又是最安全的武器。核大战中没有赢家，所以它又被称之为终极武器。中国，要的是生存的权力，不是战争，因此，她必须拿到这件终极武器。
对两弹一星，邓小平一语中的，拿到了它，中国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有影响的大国。随着中国的洲际导弹在南太平洋海域的溅落，80年代初，中、美、苏大三角的国际战略格局形成了。
今天，他终于如愿以偿了。还是在十几天前，为了配合这次发射任务，由海军护航的第一支远洋船队将起锚。我国的海军在她30岁的而立之年，终于可以冲出第一、第二岛链，游弋在遥远的南太平洋上了。1949年4月23日在那个叫作白马庙的小村落里，由父亲组建第一支海军时的情形，人们还记得吗？他是不是也曾想起过？今天，对他又是一个重大的节日，他是一定要去送行的，因为他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将要实现了。他登上了有10层楼高的舰桥指挥塔，他在诗中是这样形容自己的：“健步登上海层楼……”当他和穿着漂亮的白色海军服的水兵们一起远眺大海时，他写道：
“良辰到，驾飞舟，远洋游。”
“看多少风流！”
3 惹不起的人
时间到了。1980年，时间定位在他70岁的年轮上，他果真是要远洋游了。
洲际导弹发射成功后，他向邓小平并中央军委写了退休报告。
邓小平见到他，只是说，这段时间你搞得太疲劳了，先到罗马尼亚去休息一段吧。（注：当时两国军队每年互派休假团）
这个位于喀尔巴阡山脉的东欧古国是美丽的。幽林峡谷和炽热的矿泉，的确是个疗养的好地方。当父亲一行到达时，大使馆的同志告知，这次罗方是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规格接待的，因为，国内来电话了，您将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后来才知道，是王震主动提出让贤。王震原是国务院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大父亲两岁，他提出退休，建议由父亲接替。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王震帮助了我们，以后又向小平同志力荐我父亲出任军委秘书长；这次，听说我父亲写了退休报告，就自己主动请辞让贤，他说，爱萍同志在这个位置上要比我更合适些。后来王老以他的德高望重出任了国家副主席，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可惜9年后，他们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虽然彼此也都能明白对方的良苦用意，但毕竟有了一层阴影，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到了这一步，一切都板上钉钉了。征求本人意见的商讨程序已省去，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全体通过，任命张爱萍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
父亲当然知道，这个任命寄寓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集体对他的厚望，也融入了他们对他业绩和人品的肯定。
上任吧，老爷子！
1980年的中国，敲响了商品经济的大门。
中共中央文件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小康”。一年前，邓小平用这个普通百姓都能听懂的名词来表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
老新闻回放：
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一篇通讯，兰州附近一个叫李德样的农民，一年赚了1万元。从此，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万元户”。
就在同一个月份，邓小平视察北京前三门地区，说出了一句话，住房要商品化。由此启动了漫长的房改之旅。无产阶级从此成了有产阶级——房产。
1980年6月19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苏州市打破了统一分配的传统做法，对6000名青年，实行自愿报名，量才录用。“下海”、“跳槽”顿时席卷全国。国有单位从业人员一下子减少了3470万。更多农民离开本乡故土闯荡城市。
1980年10月份，北京出现了第一家私人小饭馆，每天接待几百名顾客。
奔小康、万元户，下海、经商、承包、私营、出国、留学、留职停薪、自谋出路……当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像潮水般涌来时，地处穷乡僻壤的国防工业领域开始躁动了。在父亲召开的第一次国防工业政治工作会议上，来自基层的领导叫苦不迭。国家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不啻于他们自己鼓捣出来的原子弹带来的冲击波，一时沸沸扬扬，将有军心大乱之势。
在大西南广袤贫瘠的山沟里，众多的国防工厂和基地如繁星闪烁。
长时期的备战备荒，使中国经济处于准战时状态。毛泽东说，各省都要能造枪造炮，打起来，可以各自为战。他还问，江西，你们能造飞机吗？
飞机造得怎样，一言难尽，但步枪、手榴弹则源源不断。
一个导弹工厂往往绵延上百公里；每天传送加工部件，就要上百辆车往返。一个坦克厂，发动机在内蒙古，火炮在四川，装配在湖南。规模过大、分散重复、自成体系、结构单一，这些只从备战一个指标出发形成的布局结构，其恶果已经显现出来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不顾国情和国力，高指标、大计划、高速度，盲目快上，大大超出了国民经济的承载能力。几十年下来，国防工业，这个庞然大物已经步履蹒跚，快走不动了。
20年来，大批科技人员和青年知识分子怀着报国热情，告别大城市，历尽艰辛，为共和国贡献出大好年华，而他们至今还生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父亲说：“听了，都让人心酸。”
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何才能在有限的经费条件下，建立起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呢？穷兵黩武是没有出路的，其结果，只能是在与苏美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中被他们拖垮。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又是必须解决的，刻不容缓的。
他们这一代人在这条路上走了30年，现在都老了。面对“文革”结束后青黄不接的断代，他们似乎还有责任，要在白发之年，把中国这节列车推出低谷。
国防科技工业的出路在哪里呢？
1981年10月，中南海，国务院常务会议。
赵紫阳：……最后一个议题，关于大亚湾核电站的问题。这件事已经讨论了好几次了，法国的总理也来了，是不是今天就定下来。
这是一次工作例会，涉及到中国核电发展的问题。让我根据父亲的回忆整理节录如下。
张爱萍：秦山（秦山核电站）怎么办？
赵：喔，爱萍同志有什么具体意见吗？
张：我的意见是秦山要尽快上马。
赵：对秦山上还是不上，各个部门的意见不是不统一吗？
张：我先谈远一点的。
两弹一星是搞出来了，但原子弹不能当饭吃。核工业很困难，要扶持，要给它找出路，晚了，人才、技术、设备都会流失、老化掉。摆在面前的，也是紧迫的，是利用搞核弹打下的基础，尽快转型，建立起我国自己的核电工业体系。这不仅是二机部，也是国防工业今后的出路。同时，也关系到国家的能源战略。我们不能说是个产油大国，煤炭有过剩，只是暂时的，核电是支力量，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