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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定继续回忆：
“1976年整个翻过来了，中央批准开两委联席会议（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组）揭发他。对我倒没有采取什么措施，还让我当特约代表参加会。
“他病了。每星期有两次给他送材料，我就借送材料的机会去看他，也不敢和他多说话，相对无言。我每次去看他回来，230厂、211厂的工人都问我，张老身体怎么样了，能不能去看他，你下次再去，告诉他，我们都想他。凤州的工人对调查组说，是张爱萍好还是你们好？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来了，我们还能分半斤猪肉，你们来了，我们连这点肉也没了。
像他这样的人现在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再以后呢……
就不分配我工作了。
我做了两个沙发，至今还留着。”
父亲真的病了。连续紧张的工作，无休止的批判。加上5年的关押，尤其是左腿骨折后，他急于恢复。那时大家都不太懂医学知识，年纪大的人，在高温的药液里浸泡久了，又在烈日下锻炼，大汗淋漓，心脏是承受不了的。恢复工作后，在230厂的夜以继日，身体上、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毕竟是65岁的人了。在一次参加批斗会回来后，人就不行了。心肌梗死。幸得301医院的护士小孙发现得早，加上王士雯主任的果断抢救，才得以脱离危险。
我妈妈说，卫星回收那三天，你爸搞得太紧张了。会上批判，他老是上厕所，借机会去打个电话，问卫星又到哪了。父亲说：“瞎说！哪有那么回事。”
其实，父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的太多了。他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
他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何必这样呢？其实，批判一下也没有什么，在那种环境下，言不由衷的也大有人在，但何必要用这样闪光的语言呢？
纵观“文革”10年，语出惊人的的确不少。在传达彭罗陆杨问题时，总参主要领导人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时的表现，就将其概括为四大阴谋：“一是六条清规戒律”，“二是五个不准”，“三是三支毒箭”，“四是五个追查”。批邓时，海军主要领导人也是语出惊人，他说，邓小平是什么人？是个“五毒俱全”的人！哪五毒我也记不住了，总之，这些话马上就上了简报的头条，好处自不必说了。对政客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问题是你搞科学的，干吗就非往那上挤呢？屈于政治上的压力，也无可非议，但借助政治投机，就让人鄙视。我无意否定他的贡献，但名气大，未必人格就高尚！爱因斯坦在怀念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啊，还有什么比人格更重要、更具魅力的呢？当然，现在这个观点已经过时了，所以，这种人大有市场，也就不奇怪了。
父亲心脏病突发，301医院的303立即上报军委。
叶帅电话：“你的那些讲话，我都看了，没有什么错误。你沉住气，他们不敢怎么样。”
并下达三条指示：1．对张爱萍的病要积极治疗、精心护理；2．不允许任何人干扰治疗，医院要负起责任来；3．没有我的批准，不能让张爱萍离开医院。
危难之时，见真情！
聂老总来了。他说：“不是要揪后台吗？让他们来找我好了，我就是你的后台！”父亲的司机老安说，聂老总那里送了几只老母鸡，说老总还特地关照了，叫给我们首长炖汤喝。
“文革”初期，在党内、在中央高层，由于左倾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工作中的意见分歧、部门管理上的交叉，这些本来很正常的矛盾，被扩大为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制度、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极大的损害了党内长期形成的亲密的同志式的关系。亲历了自身的磨难，目睹了眼前的浩劫，人们倍加珍惜战争年代形成的友谊，珍惜党的团结，他们在反对、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立场上又走到一起来了。
从1956年开始，父亲在聂老总手下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奋斗了整整20年。父亲桀骜不驯、直来直去的脾气和个性，没少得罪过聂老总。60年代中后期，因为部院合并的问题，再加上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及总参在体制上相互交叉的矛盾，有不少误解。父亲解除监禁后，去看望聂老总，一见面，两个人都落泪了。经过了“文革”的炼狱，面对满目疮痍，个人之间的趔趄又能算什么呢？共同的遭遇，反倒增添了他们相互的理解和沟通。父亲回来讲起时还沉浸在悲伤中，他说：“我们拥抱在一起，聂老总拍着我说，什么都不要说了。”
像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化大革命”在它胜利的口号声中，也在不断地制造着自己的敌人。时至今日，和1966年已大不相同，政治界限已泾渭分明，一边是“四人帮”，另一边，是老同志，是人民，是人民军队。
301医院的刘轩亭院长和心内科王士雯主任，不断叮嘱医生护士一定要执行叶帅指示，保护好父亲。所以，父亲的病室门上，总是挂着“不是探视时间不得入内”的牌子，每次，“帮促会”刚开始，医护人员就以输氧、输液、化验、检查或以“特殊治疗”为由，进行捣乱。弄得“帮促人员”情绪全无。对这种恶作剧，这些年轻的女军官们得意地相互间挤眉弄眼，暗自窃笑。
我妈妈回忆时说：“这第二次被打倒，与‘文革’初期被打倒最大的不同是，我们不再孤立了。”是的，父亲再不是孤立的了。面对这场灾难，他不再苦闷，不再自责，不再被千夫所指，不再在孤独中苦思而惶惑不解。他是无数忧国忧民的老同志中的一个代表，是千千万万真正关切党和国家命运的共产党人中的一个代表，在这场严肃的政治较量中，他也许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他心安理得。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但在经过了10年的反对修正主义和批斗走资派的斗争后，奇怪的是，现在，人民全都跑到修正主义和走资派一边去了。还是他另外一句讲得好：“军心、党心、民心，不赞成分裂。”
我从学校请假回来，看到他躺在病床上憔悴的样子，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淌。他拉着我的手安慰说：“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他从枕头下摸出一张纸，上面记着林则徐的半首诗：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他说：“给你的。收好！”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愈演愈烈。
造反组织的头头不少被吸纳进运动领导小组，在实质上控制了党委的权力。他们发号施令，使很多参加过七机部整顿的干部受到批判和处理。父亲在病中得知这一消息，愤而给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在党委会上宣读。信中说：“我是国防科委党委书记，凡没有经过我主持研究或未经我同意的以国防科委党委的名义做出的一切决定，都是无效的。”
鲁迅说过：“肩负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里面去！”这封信，效果如何，很难说。但听说被批判的同志借此反击，他们质疑对自己批判的合法性。两委会成了吵架会、辩论会。
1976年1月18日经中央批准，由国防科委和七机部联合召开批判张爱萍的大会。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系统，包括230厂职工及社会各界共7000人参加。
要召开这样规模的一个大会，只能在体育场举行。地址选在先农坛体育场，中央、国务院机关和解放军驻京大单位及新闻媒体都被邀请参加。
先农坛体育场，“文化大革命”把它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运动场”。有许多特大规模的批判活动、誓师大会都在这里举行。批斗刘少奇、彭德怀、彭罗陆杨等等。父亲来这里也不是第一次了，时隔9年，他又一次要站在主看台上了。不同的是，他不是陪斗了，而是成了主角。7000人陪他一个人，也不失为一种荣耀。他从一个普通的红军指挥员，成长为领导一个独立方向作战的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最终成为共和国两弹一星事业的领军人物。今天，他又被推向了更高的层面，他将作为否定“文化大革命”，掀起右倾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