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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保定继续说：“科研生产就不用说了，有个车间百分之七十的千分尺都不合格，怎么生产啊？什么都是两派，一天到晚就是搞夺权和反夺权，各派内部的控制也很厉害。动不动就是大批判，谁不听他们的，就揪斗。从德国回来的专家姚桐彬就被他们给弄死了，是活活打死的。其他专家打扫厕所的干什么的都有。”
跟随父亲的邱锦春说：“一进车间，密麻麻的蜘蛛网从墙头一直挂到门口，地上厚厚的尘土能印下脚印。机床贴着封条锈蚀斑斑。工人们说，打‘文革’开始，这里的机器就没开过。”
“地下室是全封闭恒湿恒温无尘车间，一下去，就矗立着一根一米多高的大冰柱。首长说，天下奇景！到底是搞尖端，钟乳石长到工厂里来了！房顶滴水，有人找来顶草帽给首长戴。他说，这个办法好，以后大家都戴草帽上班吧！……垃圾成堆，汽车进出都是在垃圾上跑。马路都挖断了，你修好了，他又挖开，说是要从工厂把暖气接到猪圈去，猪也需要取暖。厕所的水从五楼淌到一楼，根本找不到人。”
父亲回忆时，我把上述这些说给父亲听，他说：“就一句话，惨不忍睹！”
3个月后，父亲向军委—国务院联席会议汇报。记录摘要：
张爱萍：作为战略核武器研制生产的核心单位230厂，实际上已经完全瘫痪了。4个车间1000多工人，只有4％在岗，96％的人已不来上班了。工人们说他们是8923部队，以后又改叫8200部队……
邓小平插话：什么意思？
张爱萍：这是工人们的话。8923，就是上午8、9点上班，下午2、3点下班。后来干脆上午8点、下午2点来，点个卯就走。一位女工对我说：这几年我们是在吃社会主义！拿着国家给的工资不干活，公家的东西想拿就拿想砸就砸，这在哪个社会能行？这不是吃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吃社会主义？这个话，概括得好！
申丙辰（工作组成员）插话：工人们说了，他们这里只剩下两项制度，一是开饭制度；二是发工资制度，其他的全没有了。
我们还是接着陈保定说：“他没有家，只能住海运仓招待所，每天一早，我们都到那集合和他一起走。”
我妈妈说：“因为是住招待所，他走得早，早上没有开饭，就自己给他冲点儿麦乳精，匆匆忙忙就走了。晚上很晚才回来，几乎每天都有等谈话的人，往往是通宵达旦。我真担心他吃不消，都这个岁数的人了，他的心脏病就是这个时候弄出来的。”
陈保定说：“他的红旗车一到，群众就围上来递申诉信，他也没有警卫员，司机老安帮他倒水，代他收这些信。我们的华沙慢，跟不上，等我们到了，他已经开讲了。
“找他的人可多了，老干部、年轻工人、有意见的、反对派的，什么三教九流他都见，党的作风在他身上很鲜明。有些人觉得他厉害，可我们不怕他。他下到车间，经常连一碗水都没有，他在台上讲演，下面工人就端水给他喝，用大瓷碗，他很豪爽，一饮而尽。下面的人就给他鼓掌。开始没有凳子，就站着和工人讲话，后来他一来工人们就围上来，给他端凳子，让他坐着说，他反倒站在凳子上去讲，听的人围的里三层、外三层。大会、小会，他走到哪儿，人们跟到哪儿。他不光自己讲，是要大家提问，什么都可以提，他来回答。
“他一个一个食堂地看，赶上开饭，就在大食堂和工人们一起吃，没有凳子，找个角落里站着吃。工人们都围着看，我们这伙人成了西洋景。”
邱锦春插话：“食堂的饭菜很差，加个菜吧，首长说，工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偌大的食堂，居然找不到一张桌子和凳子，大家蹲在地上吃，首长腿折了，只能站着，菜碗只能放在地上，怎么吃啊？食堂没有开水，有工人用大瓷碗递过来一碗水，他端起来就喝……一个开国上将啊！”
没有经历过社会动乱的今天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这些了。从历史上看，凡天下大乱时，总有一批野心家、社会渣子浮出水面，趁火打劫。自“文革”以来，就有这么一批人，打着造反、批斗走资派的旗号，借助“中央文革”的力量，扳倒一个地区或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夺取那里的权力，拉起队伍，占山为王，为非作歹。用现在的语言说，就是一群有官方罩着的黑社会组织，而且更有甚者，他们有些已经取得了合法的头衔，革委会主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甚至出席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上了中央委员。他们上有靠山、下有队伍、横向有照应、社会有舆论。9年的经营，已成气候，尾大不掉。毛泽东也曾恼怒过多次，闹得没边了，上面扳倒了王关戚这样的小爬虫；下面也抓了像蒯大富之流的小头目。之后，又派出军宣队、工宣队，以稳定局面。但请神容易送神难，谁不懂得看上面脸色。你想，这些人都是“文革”的社会基础，你把他收拾了，还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还不搞到自己头上。何况新派的人里，都那么老实？投机者、野心家、阴谋家，取而代之者，大有人在。换来换去，还不是换汤不换药。
父亲自1967年3月就被隔离，就像毛泽东说的：“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当他目睹了这一切时，他斩钉截铁地说：
“七机部的问题，千条万条，我看就一条，恶人当道！”
“什么革命造反？什么保卫毛主席？什么反修防修？都是乘着天下大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拉自己的山头，占山为王，称霸一方。打蛇要打头，要害就在派性，不摧垮这些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拿掉这批派性头头，就无法实现天下大治，就无法声张正义，就什么事也做不成，就永无宁日！”
他可没有他的恩师周恩来那样的苦口婆心。他这个学生很干脆：“铲除派性，收回权力。”他在土地革命时期开辟中央苏区时不就是这样做的吗？“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不同的是，一个是武装斗争；一个是和平方式：给你讲道理，不听？那就敬酒不吃吃罚酒，组织处理——滚出七机部！
陈保定说：“张爱萍一来，旗帜鲜明。他讲了两条：一是发动群众，造起舆论，批倒派性；二是组织解决，釜底抽薪。釜底抽薪，就是把靠造反起家、专搞派性的造反派头头，如舒龙山这种人，坚决解除他们的职务。230厂是舒的老巢，张爱萍就是到他那里去演讲，他在全体大会上说，我来，就是来快刀斩乱麻的！张爱萍的魄力和胆识，和他大刀阔斧的作风，真正使我开了眼界。”
陈保定接着说：“3月27日的讲话是到230厂的第一次讲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把一个大车间挤得满满的，窗口外都挤满了人，有的人还上到天车上。他边讲、边听、边回答下面群众提的问题。台下不断地鼓掌……那场面就像列宁在1918。”
“他讲话从来不用稿子，念稿子哪有煽动力？开始我们按惯例给首长准备好了稿子，他看了一眼说，你们照着念不就行了，还让我讲什么！吓得我们都不知说什么好。他从兜里拿出一张台历纸，一讲就是两个小时。”
“他说，同志们，现在我是没有好话讲的，我想讲一点坏话。你们这个地方，讲这个派，那个派。说穿了，就是在利用派性掩护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乘着‘文化大革命’，捞取个人的名誉、地位、权力。利用派性搞他的阴谋活动，掩盖他做的坏事。我现在在这里就警告这些人，该猛醒了！我看广大群众、广大干部都是好的，只有你们这些派头头是坏蛋！”
“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文革’这么多年了，有谁敢讲真话的？有谁敢对这些造反派说三道四的？像他这样在大会上公开骂造反派头头是坏蛋的，还是第一次。人们钦佩他的胆量。”
父亲把他的全部怒火都宣泄出来了。
他说：“你们那些人，就跟旧社会里的工头差不多了，哪还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哪里还有一点人味？”
“请你们睡到三更半夜想一想，扪心自问一下，还像一个中国人吗？满脑子的个人利益，满脑子的小山头，小宗派，馒头都不如，是桌子上的小水泡，很快就会干的。只要太阳一照，不用说有太阳，就是电灯一照，也就干了。有人说我骂得太凶了，难道还要我对这种人讲好话吗？办不到！这些人派性迷了心窍，我能给你说好话吗？有的人嫌我糟蹋他，骂得太厉害了，有什么办法，你不改，我还要骂，而且要骂到底。”
他骂得是够难听的：
“把我的专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