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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在印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极大。无论各派理论的基本倾向如何,都在不同程度上给轮回解脱思想留了位置。众多的印度哲学家都把脱离现实世界,超出生死轮回,达到无苦境界作为本派的最终目的。他们都认为现实世界不值得留恋,而推崇一种宗教上的彼岸世界。认为在这个彼岸世界中,人处于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排除了一切世间杂念,消灭了主观与客观的差别,永远摆脱了一切烦恼和痛苦。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就需要进行种种宗教修行,需要祭祀、苦行、禅定等等。
我们说印度哲学与宗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当然不等于说印度哲学与宗教无区别或完全是同一个东西。且不说印度哲学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成分不能与宗教划等号,即便是印度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也与印度以崇拜、祈祷为主要特征的宗教信仰有区别。然而印度哲学与宗教结合得十分紧密确实是值得重视的事实。问题在于如何具体地分析印度哲学与宗教的这种关系。印度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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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派别都受宗教的影响,但程度却有差别,不可一概而论。大致来看,有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派别的哲学理论与其宗教信条的结合极为和谐,二者有机地溶合在一起。如吠檀多派和佛教的瑜伽行派即是实例。吠檀多派所阐述的“梵”既是此派在哲学上的最高本体,也是此派在宗教上进行禅定、思念的根本对象。正确地认识梵既是获得了最完美的真理,同时也是达到了宗教上的最高境界。佛教瑜伽行派所阐述的“识”在这方面亦与吠檀多派的“梵”相似。“识”(阿赖耶识)既是哲学上的最高本体(“万法唯识”)
,又是宗教上轮回现象产生的依据。在印度哲学中,像吠檀多派与佛教瑜伽行派这种哲学与宗教和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派别,确实很难在它们的体系中把哲学成分与宗教成分严格区分开。另一种情况是:一些派别的哲学理论等与其宗教信条的结合并不十分和谐。不少哲学流派虽然在哲学体系上带有宗教色彩,但其体系中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却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或科学成分,而其宗教的色彩则往往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所迫而不得不附加在其体系之上的,如不带这些色彩,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个派别就可能无法存在,无法发展。
在此类流派中,胜论派和正理派较为典型。
胜论派虽然传统上被划归婆罗门教的哲学系统,但这一派提出的许多哲学观点与婆罗门教的主要哲学倾向相距很远。胜论派在哲学上用“句义”来区分自然现象,这种理论极为细致地分析了事物的自身,事物的性质、运动及事物相互间的关系等等。胜论在其关于实句义的叙述中既肯定了物质要素(地、水、火、风)的存在,也肯定了意识要素(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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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肯定了时空要素(时、方)的存在,以一种多元论的形式反对了印度哲学中认为世界虚假不实、世界是精神实体幻变之物的理论。
此外,胜论派在论述物质要素时提出了极微论,把极微作为物质世界的基础,在论述认识论问题时肯定感觉、推理等认识形式的功效,并作了细致的分析。这些都构成了印度哲学的重要内容,在古代印度对启发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有着积极意义。尽管胜论中的科学或合理成分如此突出,但它依然不能摆脱轮回解脱理论等的宗教成分,这自然是一种历史的局限。然而十分明显的是,胜论体系中的宗教成分与其体系中的合理或科学成分相比是不占主导地位的,宗教的成分在整个胜论体系中与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理论的结合是极不和谐的。
正理派与胜论派的情形类似,它以“十六谛”
作为其理论的基本模式,而十六谛中所探讨的主要是逻辑推理的形式、辩论的规则及认识真理的途径等方面的问题(在自然观方面大致与胜论派的观点相同)。在正理派的十六谛中,只有第二谛(所量)涉及了此派关于轮回解脱等宗教理论方面的内容,可见这类成分在此派理论体系中所占比重之微小。
宗教的成分与其它理论虽捏合在一起,但其所具有的外在性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无论上述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使印度哲学向人们展示出一种与宗教密切结合的特点。当把印度哲学与西方哲学及中国哲学相对照时,这一特点就显得更为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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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哲学史料的残缺及年代的含糊
对印度问题较为注意的人都会知道,要搞清楚印度的历史是很困难的。印度本国留下的史料很不完备。不完备到何种程度?不完备到如果不依据印度国外保存的史料就不能勾画出印度历史的基本轮廓。
这与中国及西方(尤其是中国)
完全不同。中国古代的大多数朝代一般都有史官,负责撰写历史。中国的历史资料或文献又多又详细,人物和事件的年代多有明确记载。西方国家的古代历史文献保存虽不及中国完备,但依据本国(或本地区)保存的史料来描绘出自己历史的基本行程一般是不成问题的。印度的情况则极为特殊,其历史之不清楚是出名的。关于一个朝代或一个朝代的君王的年代的不同说法能相差几百年,这种情况在中国和西方是没有的。编写印度历史必须大量使用古代希腊、罗马、中国及穆斯林国家的古代旅行家和历史学家的记载。特别是中国的史料,对编写印度史有极高的价值。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许多重要情况(国名、国王名等)
,在印度本国保存的史料中根本就没有提及。
印度哲学史是印度历史的一部分。印度本国保存下来的哲学史料自然也是不完备的。和研究印度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印度国外的历史资料一样,研究印度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印度国外保存的哲学史料。尤其需特别提及的是汉文和藏文的史料。就佛教而言,中国保存的汉藏文献要比印度本国保存的梵文、巴利文文献多。而印度其它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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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的文献在中国的汉藏史料中也有保存。一些重要的印度哲学文献在印度本国已失传,而其汉译(或藏译)本却在中国保存了下来。如印度胜论派的《胜宗十句义论》,是一部简要阐述此派基本理论体系的文献,它与印度保存的其它胜论典籍既有相同一致之处,也有不少明显的差别,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其梵文原本在印度已失传,因此汉文本就成了研究胜论哲学的第一手资料。再如数论派的根本经典《数论颂》(Sām-khya-kārikā)的注释之一《金七十论》,在印度也一直未找到能与之完全对得上的梵文原本,因而也是研究数论派的珍贵资料。至于其它关于佛教之外的印度哲学流派的零散记述,在中国保存的史料(主要是佛典)中更是不计其数了。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印度本国保存的史料就没有什么,或没有价值了。印度哲学中的正统六派哲学的主要文献(原典)在印度本国还是保存了下来。这类原典一般称为“经”
(sūtra)
,如《胜论经》、《正理经》、《梵经》等等。这些经大都非常简略,没有注释很难读懂。各派最初一般都有这样的经①,以后各派的发展主要就表现为对这些经的注释或对注释的注释。
如同要搞清楚印度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和文献的年代问题是很困难的一样,要想判定印度哲学中各派的创始人、主要经典的确切年代也是很困难的。关于印度哲学各派的原典的年代现在一般都没有最后定论,因为有关资料中关于各派
①六派哲学中唯数论派例外。
《数论经》不是此派最早的经典。现存数论派最早的系统经典是《数论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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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等的记述都近于传奇或神话。如关于数论派和胜论派的创始人,一般的印度哲学史料都把他们说成是仙人,并作了一些离奇的描述①。
这类记载无法让人作为历史相信。
再如关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有关他的出生年代根据各种资料和不同地区的传说有许多说法②。
耆那教亦是如此,关于其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