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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问道：“监狱类似工厂、学校、兵营、医院，后者又都类似监狱，这奇怪吗？”
O L 这并不奇怪，因为不同的惩戒机构都沉溺于对个体的监视、训练和规范。
总之，福柯认为《监督与惩罚》必定能为各种对规范化权力和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构成所作的研究提供一个历史背景。
三、权力的进一步阐发（下）
：性征和权力
福柯的权力分析主要是通过探讨监狱和性征这两个主要的文化实践来进行的。福柯在考察监狱、权力和知识之间关系时，得出的结论为：惩戒技术有助于把人产生为一个能理解的客体。研究性征、权力和知识之间关系，就是要表明性学把人塑造成一个有意义的主体。
以上两者的结合足以表明，福柯对人的研究截然不同于结构主义的客观分析和现象学的主观阐释。
为了理解监狱研究与性征研究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牢记福柯认为在惩戒社会发挥作用的基本的组织原则，即规范（ｎｏｒｍ）。规范化权力并不外在于我们，而是渗入人类的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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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９３２
处，人类的性征。规范并不是法律的外部强制。
《性史》卷一《知识意志》旨在探索把性征（及其许多现成规范）与知识和规范化权力联系起来的种种基础，而非为了说明性行动的不同样式。
《知识意志》的开头很特别，概括了为人们所接受的观点，树起了自己将要批评的靶子。在第一部分“我们‘别一种维多利亚人’”中，福柯描述了在１７世纪中叶发展起来并在１９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达到顶峰的性征压抑的熟悉故事：有人告诉我们，在１７世纪早期，在性问题上，人们普遍表现出某种坦诚。性实践几乎不需要保密；人们提到阴私无需太多掩饰，说话无需过分的谨严；纵然亲近违法之事，人们对它的容忍也习以为常。主宰粗俗、猥亵和下流之事的准则要比１９世纪宽松。这是一个肉体自豪地展示自身的时代。但好景不长，黄昏迅速降临了，直到产生了维多利亚资产阶级单调乏味的漫漫黑夜。性征被小心谨慎地锁藏起来。性征被搬进住宅。婚姻家庭没收了性征，并把它完全纳入生殖这个严肃功能。人们并不谈及性。合法的生育夫妇制定了法规。他们强使自身成为模式，执行准则，拥有性的真理，并在保存性秘密原则时为自身保留谈话权。在整个社会空间中，只有在每个家庭的功利性的生育中心即父母的卧室，性征才被认可。
超出这个范围以外的性言行会立即遭到非议，受到惩罚OM。当然资产阶级社会必须作出一些让步：如果不能完全镇服非法的性征，那么性征至少要被包含、置于一个专门的封闭区域：妓院和疯人院。在那里，妓女、嫖客、心理医生和歇斯底里病患者（Ｓ。马库斯称其为“别一种维多利亚人”）毫无顾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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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２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道出了越出这个封闭区域以外便要受禁的一切。而在别的任何地方，现代清教主义都要强制实行禁忌、灭绝和沉寂这三重法令。
据说，在漫长的两个世纪里，性征的历史应该被看成是压抑愈来愈严重的历史。我们开始痛苦地从性禁忌中解放出来，但收效甚微。弗洛伊德通常被引证为这个解放过程中的早期英雄。然而，有人认为，倘若压抑确实自古以来便是权力、知识和性征三者之间的基本环节，那么想要摆脱压抑就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必须逾越法规，解除禁忌，放纵言谈，重新确认快感在现实中的地位，在权力机制中建立一种全新的系统。
福柯接下去指出，虽然弗洛伊德取得了一点进步，但他太谨小慎微了。我们不能期望只通过医疗实践和严密理论来达到预期目的。弗洛伊德向正统妥协，他的心理分析起着规范化作用，因为诊察室完全使人联想起妓女的卧室：一个允许压抑机器继续运转的安全阀。
从１７世纪中叶起，权力以本质上压抑的方法作用于性征，我们生活在沉寂的性征中。福柯称这一性征观为“压抑假说”。
（一）压抑假说福柯探讨了“压抑假说”之所以显得毫无疑问的两个理由。首先，它易于立论，有着历史与政治的庄重保证，人们使它符合资产阶级的崛起和资本主义的来临，成为资产阶级秩序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有关性及其悔辱的不光彩传言立即被转变成生产方式的堂皇历史；它的无效性消失了。一个说明原则产生了事实：如果性受到如此严厉的压抑，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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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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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与一个所有事物被迫置于其中而起作用的境遇格格不入。当劳动力被系统利用时，人们怎么能允许劳动力在快感的追求中消散自身呢（除了那个能让劳动力增殖自身并且降为最少量的快感追求）？“
O N 其次，从压抑角度去界定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对言者有益。如果说性受压抑、遭禁止、被控制，那么，你只要言及性，你便会有故意犯禁之嫌。由于这种压抑已得到证实，因此，我们只有以未来自由为名向众人认可的权力挑战，坚信在明天，性将会重新成为好事。
人们总是认为，由于权力（尤其是现代社会中运作的权力）的本质特征是对性进行压抑，尤为注视无用的能量、剧烈的快感以及各种不规范行为，这无疑使得把人类从压抑中解放出来这一使命更加艰难。因为，如果认为性没有受到压抑，或者认为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并不以压抑而著称，那就会陷入死气沉沉的悖谬之中，违背常理。
福柯简洁地概括了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检查一个社会的状况。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社会已经大声地谴责了自己的虚伪，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的沉默，坚持不懈地详细叙述自己没有谈及的东西，斥责自己所实施的权力，并允许自身从使得自己运作的那个法律中解放出来。福柯希望不仅探讨这些话语，而且剖析支持着这些话语的意志与战略意向，并强调他想要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为什么受到压抑，而是我们为什么带着激情，带着对我们不久的过去、目前和我们自身的怨恨说：我们受到了压抑？我们凭什么螺线宣称性被否定了？凭什么去公开表明我们隐藏了性，说我们把性压制到沉寂的地步，而同时又一直用最明确的词表现自己，力图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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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性的最黑暗的实在，在其权力和作用的确实性中证实性呢？“
R E“压抑假说”所面临的困境暴露无遗。因为，福柯表明，恰恰是在所假设的主要压抑期间，在医学、精神病学和教育学理论与实践中，产生了有关性征话语的“真正激增”
；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并不是性慎重（如果不是现在，那至少在维多利亚时代）
，而是它从１９世纪初开始产生了有关性征的永无止境的多形态话语：异常性征的研究和分类；精神和肉体疾病的性诊断；对儿童手淫的关切等。对此，“压抑假说”的倡导者会轻易地答复说，如果有人假定性征是一种强有力的人类驱力，被它的敌人视为道德和政治秩序的危害，那么他就会确信无疑地期望他们作为压抑的立法者会表现出高度的警戒，并用理论和实践装备来武装自己。因此，在福柯看来，性沉寂和秘密的缺乏，对“压抑假说”来说是一个问题，但对其倡导者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这种缺乏恰恰证明了压抑力量的强大和胜利，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压抑假说”。
然而，福柯对“压抑假说”的批评基本上并不依赖于辩驳它所假定的性沉寂和秘密这个内涵，而是有赖于论证：“压抑假说”的倡导者必然接受一些有关权力、真理和性征的特征的基本上错误的假定；当这些错误的假定被拒斥并为其他假定所取代时，有关性征的话语的“真正激增”就会具有截然不同的理论和政治意义。尤其是，应该把“压抑假说”本身看成是现代社会惩戒权力的一种话语武器。
“压抑假说”的倡导者主要作出了三个错误假定。首先，假定权力是否定的，认为权力实施典型地包括禁止、限止、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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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排除等。这个假定认为“否定的”权力作用于某个先于并独立于这种权力实施的事物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