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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她的头发,柔声地说:“雷切尔,你真的很可怜,真的很可怜啊。”但是很遗憾,这种一反常规的治疗模式并未成功,雷切尔依旧没有流下一滴眼泪,连她自己也感到灰心:“我办不到!我哭不出来!我没办法释放自己!”下一次治疗时,雷切尔刚刚走进我的办公室,就大声对我说:“好了,现在你得说实话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奇怪地问。
“告诉我,我的问题究竟在哪里?”
我迷惑不解:“我还是不懂你的意思。”
“我想,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治疗了。你要把我的问题做个总结。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想再为我治疗了?”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这下轮到雷切尔迷惑了,“上一次,你不是要让我哭出来吗?”她说,“你一直想让我哭出来,上次还尽可能帮助我哭,可我哭不出来。我想,你一定不想给我治疗了,因为我不能按你的话去做。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治疗了,对吗?”
“你真以为我会放弃治疗吗,雷切尔?”
“是啊,任何人都会这么做的。”
“不,雷切尔,你说错了,不是任何人。你母亲或许有可能那样做,可我不是她。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母亲一样。你不是我的雇员,你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去做我要你做的事,而是做你自己要做的事,这段时间属于你。为了治疗,我会给予你某种启示或敦促,可是我没有任何权利强迫你非要做到什么程度。还有,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治疗多长时间都可以。”
如果童年时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爱,就会产生极大的不安全感,到了成年时,就会出现一种特殊的心理疾病———我们总是先发制人地“抛弃”对方,即采取“在你抛弃我之前,我得先抛弃你”的模式。这种疾病有多种表现形式,雷切尔小姐的性冷淡,就是其中之一,她无疑是向丈夫以及以前的男友宣告:“我不会把自己彻底交给你。我知道,你早晚会把我抛弃。”对于雷切尔而言,在性爱以及其他方面让自己放松下来,就意味着做出承诺,意味着情感的投入,而过去的经验显示:这样做不会给她带来回报,所以她绝不愿“重蹈覆辙”。
承诺的风险(3)
承诺的风险(3)
雷切尔跟别人的关系越亲近,就越担心遭到抛弃,这是“在你抛弃我之前,我得先抛弃你”的模式在起作用。经过一年的治疗(每周治疗两次),雷切尔突然告诉我,她无法继续接受治疗了,因为她无力承担每周80美元的治疗费用。她说和丈夫离婚后,她就很拮据,如果继续治疗,每周顶多可以治疗一次。我知道她是在撒谎。她继承了一笔五万美元的遗产,还拥有稳定的工作。另外,她出身古老而富裕的家族,经济上不存在任何问题。
通常情况下,我本可以直接指出,和其他病人相比,她更有能力支付不算高昂的治疗费。她以财力不足作借口而放弃治疗,其实是避免同我过多接近。还有一个原因是:那笔遗产对雷切尔有着特殊的意义。她认为,只有遗产才不会抛弃她,永远属于她自己。在这个让她缺乏安全感的世界里,那笔遗产是她最大的心理保障。尽管让她从遗产中拿出微不足道的部分来支付治疗费是合情合理的,不过,我还是担心她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坚持让她每周治疗两次,她可能就此中断治疗,并且再也不会露面。她对我说,每周只能负担50美元治疗费,因此每周只能就诊一次。于是我就告诉她,我可以把治疗费减为每次25美元,每周照样可以接受两次治疗。她的目光夹杂着怀疑、忐忑和惊喜,“你说的是真的吗?”她问。我点点头。雷切尔沉默许久,终于流下了眼泪,她说:“因为我家境富有,镇上和我打交道的人,都想从我这里赚更多的钱,你却给我打了这么大的折扣,我很感动,以前没人这样对待过我。”
接下来的一年,我一直对雷切尔悉心治疗。雷切尔却始终处于挣扎状态,难以自我放松,甚至多次试图放弃治疗。我用了一两周时间进行劝说和鼓励,既写信又打电话,才使她将治疗坚持下来。第二年的治疗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能够推心置腹地彼此交流。雷切尔说她喜欢写诗,我就请求拜读她的作品,她起初拒绝,后来答应了我。随后几周,她却总说忘记把诗稿带来。我告诉她,她不想让我看到她的作品,这是不信任我的表现,这和她不愿配合马克以及其他男人在性爱上过于亲近如出一辙。我也不禁反思如下问题:她为什么认为让我欣赏她的作品,代表着承诺和感情的投入呢?她为什么觉得与丈夫体验性爱,就意味着放弃自己呢?如果我对其作品没有任何反应,在她的心目中,是否意味着我对她不屑一顾、乃至完全排斥呢?难道我会因为她的诗写得不好,就终止我们的友谊吗?她为什么没有想过,让我分享她的作品,更能加深我们的友谊呢?难道她真的是害怕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吗?
到了第三年,雷切尔才真正意识到,我对她的治疗,在情感上是完全投入的,她的心理防线开始撤退,而且让我看了她写的诗。她开始说说笑笑,有时甚至还和我开玩笑。我们的关系,第一次变得自然而愉快。她说:“我以前从不知道,和别人相处是怎么回事。我第一次有了安全感。”以此为起点,她也学会了与别人自如地交往,有了更为广泛的人际关系。她终于明白,性爱未必是没有回报的单方面付出。性爱过程是自我释放,是肉体的体验、精神的探索、情感的宣泄。她知道我是可以信赖的,她遇到挫折、受到伤害,我都会倾听她的委屈、解决她的烦恼。在某种意义上,我就像是她不曾有过的称职的母亲。她也清楚地意识到,她没必要过分压抑性爱需求,而是应该听从身体的呼唤。她的性冷淡完全消失了。第四年结束治疗时,她变得活泼而开朗、热情而乐观,充分享受到良好的人际关系带来的快乐。
作为心理医生,我是幸运的,因为我不仅向雷切尔做出承诺,而且真正履行了承诺。在整个童年时期,她一直缺少这种承诺,由此才导致了身心疾病。当然,我也并非总是这样幸运,前面提到的“移情”的电脑技术员,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对承诺的需求过于强烈,以致我不能、也不愿去满足他的要求。心理医生的承诺是有限的,如果不能适应情感关系的复杂变化,那么连基本的治疗都不可能进行。假如心理医生的承诺是充分的,病人迟早也会做出承诺———对心理医生和治疗本身的承诺,这也常常是治疗的转折点。雷切尔让我看她的诗歌,意味着这个转折点的最终出现。奇怪的是,有些病人每周治疗两三个小时,而且坚持了几年,却从来无法做出承诺,而有的病人可能在治疗最初几个月,就会走到这一步。要顺利完成治疗,医生必须使病人做出承诺,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承诺,彼时彼刻,对于心理医生来说,不啻是莫大的幸运和快乐,因为病人做出承诺,意味着敢于承担承诺的风险,他们的心理治疗就更容易成功。
承诺的风险(4)
承诺的风险(4)
心理医生对治疗做出承诺,其风险不仅在于承诺本身,也在于可能经历意想不到的挑战,甚至要对以往的认识做大幅度修正。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包括移情的心理现象),通常面临诸多困难。要实现自我完善,享受良好的人际关系带来的快乐,进而使真正的爱成为人生的重心,就必须无所畏惧,敢于做出改变,而不是墨守成规。当然,任何有别于以往的调整,都可能要经受极大的风险。譬如说,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男子,决心要过正常的生活,他第一次同一个女子约会时,心里的压力可想而知。还有,对任何人都缺乏信任的患
者,第一次躺在心理医生诊室的病榻上,也需要付出足够的勇气。其他的例子还包括:过于依赖丈夫的家庭主妇,有一天对丈夫宣称,她在外面找到了工作,不管丈夫是否同意,她都想步入社会生活,获得真正的独立;一个人在55岁之前,一直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终于有一天,他严肃而坚决地告诉母亲,从现在开始,她绝不可以再叫自己的乳名,因为那既幼稚又可笑;一个不苟言笑、貌似硬汉的男子,某一天终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流下了充满真情的热泪;还包括雷切尔———她有一天终于放松下来,在我的诊室里号啕大哭……此类改变,使当事人承担的风险之大,甚至不亚于战场上深陷险情的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