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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一天，母亲决意在灯下光着身子走走，特丽莎很快跑过去把窗帘拉上，唯恐街那边的行人看见她母亲。但她听到母亲在自己身后爆发出大笑。第二天，来了她母亲几个朋友：一位邻居，一位同事，一位女教师和其他两三个常来串门的女人。特丽莎与随同来的一位十六岁的男孩不约而同地问好，而母亲立即乘大家都在场，告诉她们特丽莎如何企图保护母亲贞洁的事。她笑了，所有的女人也都笑了。“特丽莎对人耍撤尿、要放屁的想法都不甘心承认呢，”她说。特丽莎脸红了，可她母亲还不罢休，“那有什么可怕的呢？”并以一个响屁回答了她自己提出的问题。所有的女人又笑起来。
7
特丽莎的母亲响亮地擤鼻子，跟人们公开谈她的性生活，并且洋洋得意地展示她的假牙。她可以技艺纯熟地用舌头把那些假牙顶出来。如果嘴笑得太开，上排牙齿会落在下排牙齿上。诸如此类，给她的脸增添了一种凶狠的表情。
她的行为仅具有唯一的标示：抛弃青春和美丽。在九个求婚者跪在她周围的日子里，她聪明地保护着自己的裸身，这样做似乎是想努力表明她的身体在贞操方面的价值。现在，她不仅是失去了贞操，而且已经猛烈击碎了它，并张张扬扬地用新的不贞给今昔生活划一条界线，宣称青春与美丽被人们过分高估，其实毫无价值。
依我看来，特丽莎只是她母亲这种标示的继续，她母亲正是这样来抛弃了自己小美人的生活，抛在身后远远的。
（如果说特丽莎有些神经质的动作，姿态缺乏某种自然的优雅，我们是不会惊讶的。她母亲傲慢、粗野、自毁自虐的举止给她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8
特丽莎的母亲要求公正。她想看见罪行遭到惩处清算。这就是她坚持让女儿伴着她留在那无贞洁世界里的原因。在那里，青春与美丽一文不值，世界不过是肉体巨大的集中营，人人都差不多，灵魂是看不见的。
现在我们比较能理解了，为什么特丽莎久久凝视和不时瞥视镜子，并有一种犯禁负疚的感觉。她是在与母亲作战，是在期待着找到一个与别人不同的躯体，期待自己脸上显示出从最底层释放出来的水手一样的灵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她的灵魂——那悲伤、怯懦、自我封闭的心灵——隐藏在身体内的底层，羞于显露自己。
于是，那一天她初识托马斯，在餐馆的醉鬼们当中曲折穿行，她的躯体被盘中的啤酒沉沉地垂压，她的灵魂在胃或胰腺的什么位置。后来，托马斯叫她，那声叫唤的意义太大了，因为呼唤者既不知道她母亲，也不知道那帮醉鬼，对他们日复一日单调的猥亵脏话也一无所知。他的上流身分使他超凡出众。
另外，还有些事也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打开了的书。这个店子从未有人把书打开放在桌上。在特丽莎的眼里，那些书是友谊默契的象征。她也爱读书，她只有一件武器来与这个包围着她的恶浊世界相对抗：从市图书馆借来的书，首先又是小说。她读了大量小说，从菲尔丁到托马斯。曼。这些书不仅提供了一种能使她摆脱无聊生活的虚幻可能性，作为一种物体，它们还有着另一种意义：她喜欢腋下夹一本书在街上走。这与一百年前花花公子们的华美手杖一样有意义，使她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把书比作公子们的华美手杖还不很准确。手杖不但使主人区别于其他人，还使它的主人新派、时鬃。书使特丽莎与众不同，却是过时的时尚了。当然，她还太年轻，看不到她在别人眼里的老时鬃意昧。她居然认为年轻人走路时戴着个收音机耳机实在傻气，未曾想到那才是新派。）
所以，那个唤她的人是陌生者同时又是个与她有友谊默契的人。他唤她的声音是和善的，于是，特丽莎感到她的灵魂从血管里和毛孔里冲出体外，向他展示开来。
9
托马期从苏黎世回到布拉格后，开始想到他与特丽莎的结识只不过是六个极其偶然机遇的结果，总觉得有些不安。
事实上，难道不是一件必然的偶然所带来的事件，才更见意义重大和值得注意么？
机遇，只有机遇才给我们启示。那些出自必然的事情，可以预期的事情，日日重复的事情，总是无言无语，只有机遇能劝我的说话。我们读出其中含义，就如吉普赛人从沉入杯底的吻啡渣里读出幻象。
托马斯出现在餐馆里的特丽莎面前是绝对偶然的。他坐在那儿，展卷读书，突然接头看见了她，微笑着说：“请来一杯白兰地。”
那一刻，收音机碰巧在放音乐。她去柜台后面倒白兰地，顺手将音量调大了一些。她听出是贝多芬。自从布拉格的某一个弦乐四重奏演出队到他的镇上演出以来，她便知道了贝多芬的音乐。特丽莎（如我们所知，她总是渴望“上进”）去明了音乐会。大厅里几乎是空的，除她以外，听众只有当地药技师和他老婆。但四重奏的演奏家们面对着台下一支“三重奏”的观众团，还是好心地没有取消演出。他们演奏了只多芬的最后三部四重奏乐曲。
后来，药剂师邀请乐手们吃饭，也叫了观众席中这位女孩子同往。从那的起，贝多芬便成了她对世界另一个面的想象，这是她所渴望的世界。当她端着白兰地绕出柜台时，她努力想弄懂这个机遇的启示：她应召给一位吸引着她的陌生男人送白兰地的时刻，偏偏就是她听到贝多芬之瞬间，这是多么巧！
必然性不是神奇的公式——它们都寓含在机遇之中。如果爱情是不能忘怀的，机缘一定会立即展翅向它飞落，象鸟儿飞向方济各翅膀。
10
他把她唤转来付酒钱，合上书（友谊默契的象征）。她想问问他读的什么书。、“你能把酒钱记在我帐上吗？”他问。
“可以的。”她问，“你住几号房间？”
他把钥匙给她看，钥匙系在一个木牌子上，上面画了个红色的六宇。“怪了，”她说，“六。”
“有什么奇怪的？”他问。
她突然记取父母离婚前任在布拉格的房子也是六号，可她回答说：“你住在六号房，而我的班六点钟完。”（我们据此可以称赞她的狡黠。）
“行，我的火车七点开。”陌生人说。
她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给了一张账单请他签字，又将其交至服务台。等她干完活，陌生人已不在桌旁了。他明白了她小心的暗示么？她兴奋地离开旅馆。
旅馆对面是一个荒芜的小公园，破败得只能在这肮脏小镇上找到。但对特丽莎来说，它一直是一个美丽的小岛：那里有草地，有四棵白杨树，有几条长凳，有一树垂柳，还有一点儿叫连翘的灌木丛。
他坐在一张黄色的长凳上，能清楚地看到旅馆大门。天，正是她以前读书时常坐的那张凳子！于是她知道（机缘的鸟儿开始在她的肩头闪闪发光），那陌生人便是她的命运。他叫住她，邀请她坐在自己身边。（她灵魂的水手们已经冲上她身体的甲板了。）然后，她送他走列车站，他把名片给了她以示告别：“如果你偶然有机会来布拉格的话……”
11
他在最后一刻塞给她的远不止一张名片，而是
对所有机缘的召唤（那本书，贝多芬，数字六，黄色的公园长凳）。这一切给了她离开家庭去改变命运的勇气。也许正是这些机缘（相当平常简单，顺便说，
甚至无多兴味，却是人们在这毫无生气的小镇里所期望的），使她爱情萌动，并给了她力量的源泉，使她一生永无怠倦。
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都在与机缘的碰撞中度过。更准确地说，是在与人和事的偶然相遇中度过，我们称之为巧合。“巧合”是指两件事出入意料地同时发生了，相遇了：托马斯出现在旅馆餐厅的同时，收音机里播放贝多芬。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大量的这样的巧合。如果托马斯坐的席位被当地屠夫占了，特丽莎就不会注意到收音机在播放贝多芬（尽管贝多芬与屠夫的相遇也是一种有趣的巧合）。但是她初生的爱情加强了她对美的敏感，也就忘不了那音乐；无论什么时候听到它，都会被深深打动。那一刻发生在她周围的一切皆因为音乐而生辉，而显得美好起来。
在特丽莎去见托马斯时腋下夹的那本小说中，安娜与沃伦斯基是在一种奇怪的情境中相遇的：他们俩在火车站相见，其时有一个人被火车轧死。在这部小说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