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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接着介绍了怎样阅读台词以及如何去玩味它们。作者告诉我们，在阅读戏曲的时候，应该时刻想着：“我本人就是演员。”只要有了这种心情，那就有可能使自己的理解力和想像力都活跃起来，这样读下去，当然就“事半功倍”了。
在本章末尾，作者表示，在莎士比亚所写的三十六个戏剧中，他希望年轻读者先读以下十二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裘力斯·凯撒》、《理查三世》、《第十二夜》、《麦克白》、《仲夏夜之梦》、《科利奥兰纳斯》、《亨利四世》上篇、《奥赛罗》、《李尔王》、《暴风雨》。
书中附有四幅精美的插图。第一幅是当时的巨船，主要是作军舰用的，在贸易方面也使用过。第二幅是当时的四种男女服装样式。第三幅是美国学者在二十世纪经过研究推断而画出的“地球剧场”的模型和“幸运剧场”的平面图。莎剧主要在这两个剧场演出。第四幅是建立在泰晤士河南岸的“白鸟剧场”、“杂耍场”和“地球剧场”。这几幅插图为本书增色不少，它们对于理解书的内容也大有裨益。
为了适合少年读者的需要，正文天头留有较大的空白，每页都附有精致的眉头图，封面、内封、扉页，以及每一章的插页上则附有反映伊利莎白时代的人物像和风景画。
《我们的莎士比亚》是《筑摩少年丛书》已经出版的三十一种书中的第二十九种。这个丛书分社会、历史、科学等类，本书属于创作类。原书是236页，译成中文约为八万字。日本东京筑摩书房1975年重版，1976年8月第二次印刷。最初发行是1953年，也是筑摩书房印的。在1975年重印时，除了把戏剧引文重译过，并增补十几页外，尽量保持原样，没作更多的修改。
本书的作者木下顺二，1914年出生于日本东京。他在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读书时，就开始了戏剧创作活动，从1947年起担任“葡萄之会”（专业剧团）的领导工作，并任明治大学文学院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戏剧《叫作奥托的日本人》、《风浪》、《东方国家》、《神与人之间》，小说《无限轨道》等。1963年我国作家出版社曾出版过包括他的《夕鹤》等五个著名戏剧的《民间故事剧》。木下顺二对我国的态度友好，曾屡次访问我国。
除《我们的莎士比亚》之外，木下顺二还写过两本关于莎士比亚的书，《莎士比亚随感》（筑摩书店，1969年；改订版，1972年）和《莎士比亚的世界》（岩波书店，1973年）。
我们希望我国作家和翻译家，在百忙之中也抽出一部分时间，写几部象《我们的莎士比亚》这样的启蒙读物，让孩子们得以分享人类艺术宝库中的珍品。
高烈夫
为什么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实际是一个问题？
读《谈谈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问题》
最近，读了于光远同志的《谈谈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问题》，感到很受启发，应该推荐。
作者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见解。这个见解，对于驳斥“四人帮”诋毁按劳分配，以及正确理解按劳分配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得先从什么是所有制谈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到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时指出，政治经济学是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9页）。就是说，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交换和分配三个环节。马克思在《导言》中，不仅讲到生产、分配、交换三个环节，而且还把消费包括在内，他认为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总生产过程的这些论述，作者指出，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都有人与人的关系，都有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意义就是在社会总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它可以分做：直接生产中的生产关系，分配中的生产关系，交换中的生产关系，消费中的生产关系。作者对生产关系下的这个定义，比长期以来流行的“三分法”要确切得多，也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作者指出，所有制是通过人对生产的物质要素（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力或劳动者本身）的关系建立的人和人的关系。也就是说，所有制就是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或诸生产关系），而不是三分法中所说的基础。因此，社会总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就是所有制在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体现。我们知道，人对生产中物质要素的占有方面，是区别迄今为止的各个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标志。各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区别，都是所有制的不同。所有制、人与人在社会总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是生产关系，不是法的关系，不是上层建筑的范畴。法律上规定所有权即财产权，只是统治阶级用法律来保护当时已存在着的所有制。把所有制说成是所有权，是不妥当的。
所有制关系是不能与社会总生产过程中的四个环节相割裂而孤立起来的。离开了这四个环节，所有制就不能得到体现。试想，一种社会形态的所有制只是作为一种形式独立地存在着，而根本与社会总生产过程中的四个环节无关，岂不成了空的了吗？因此，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所有制，首先要在生产中实现，接着在分配和交换中实现，最后在消费中实现。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的：如果要给资产阶级所有制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80页）同样，如果要给社会主义所有制下定义，也只有把社会主义全部生产关系讲一遍，才能讲清楚。马克思的这些话以及别的一些话，说明了他是从所有制在社会总生产过程（即上述四个环节）中的实现来说明所有制这一概念的。他反对把所有制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关系，反对把它看作是形而上学的或者法学的幻想。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要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实现，也一定要在按劳分配中实现。不存在按劳分配也就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制是各种各样的，即使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未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公有制，虽然基本上相同，但两者也有差别，其中最具有特征的是按劳分配。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公有制如果没有按劳分配，说明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没有在个人消费品方面得到实现，这样，社会主义公有制对广大劳动者来说，就没有实际意义，我们经常说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也是一句空话。从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因此，作者引用了列宁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一文中说的“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列宁选集》第3卷第62页）这句名言，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公有制等于生产资料公有加按劳分配——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公式。
毫无疑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公式，对于我们批判“四人帮”诋毁按劳分配的谬论，和准确地理解按劳分配原则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公式，为我们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实际上是一个问题这一方面，对“四人帮”的谬论进行批判，提供了一个理论武器。例如，“四人帮”对按劳分配的攻击，集中到一点，就是否认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硬说它是“资本主义因素”，他们的主要论据不外乎是：按劳分配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称为资产阶级权利，而这种资产阶级权利是“资本主义因素”，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和条件”。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