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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一直坚守着爱情的誓言，等待着苏冠兰。她也已经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女科学家了，是随同一个访问代表团归国的。苏冠兰当时就认出了丁洁琼，一时在感情上缺少勇气出面会见丁洁琼。叶玉菌主动热情地迎上前去询问女客人。当丁洁琼在短短的谈话中知道了叶玉菡的主妇身份后，虽然百感交集，但却不愿涉足这个家庭，使这个家庭目前的幸福、和睦与安宁产生波动。她既隐匿了自己的身份，也没有走进屋里，断然地转身离开了。在飞往美国的飞机起飞前的半小时内，苏冠兰携着妻子儿女匆匆赶到机场，他们情真意切，言词衷恳地请求丁洁琼留在祖国，一起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聂副总理、郭老等也在百忙中赶到机场，党、祖国、人民、亲人终于挽留住了丁洁琼。以后，她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由于我们阅读的不是手抄原著，故事情节可能和原著有些出入。但无论怎样，思维逻辑正常的人，绝不会从中看出作者“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创作意图吧？当然，姚文元妄图借这部手抄本，攻击周总理，打击、陷害一批老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险恶用心，明眼人是不难洞悉的。但值得思索的是，当年一些单位一些部门的有关同志，曾积极参予了对《第二次握手》的清查和收缴，做出了处分传抄这本小说的青年们的各种决定，原故安在？其中有些同志是违心的，出于无奈，迫于压力，姑且不论。但也确有一部分同志，是真正把这部手抄本视为“反党”和“黄色”作品的。并且，据我们所知，在粉碎“四人帮”已二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人对为《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张扬同志平反，思想上还不通，行动上有抵触。为什么明明是一朵鲜花，却偏偏被一些人视为毒草呢？这不是很奇哉怪也吗？进而深思一番，却也毫不奇怪。无非是因为它描写了知识分子、科学家，描写了他们的爱情生活，而且还公然是“三角式”的，因而使某些人觉得“标新立异”，看不顺眼。其实，恰恰是“标”了社会主义文艺之新，“异”于“四人帮”的帮派文学。正如作者张扬所说：“不让写知识分子，我偏要写”，这在当时是多么难能可贵啊！这个事实恰恰说明，我们的有些同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驯服奴隶，至今尚未醒悟，这又是一个多么可悲可叹的现实啊！今天，“四人帮”虽然已除，形式上的文化专制主义也受到了批判和清算，但它的余毒还远远没有肃清！这种余毒就象伊索寓言中讲到的那个鬼魂一样，附着在我们某些同志的身上，纠缠着他们，束缚着他们，甚至支配着他们的思维与言行，使正常人不免感到他们有些难以捉摸。前些日子，由于日本影片《望乡》的上映引起的种种非议之声，也正是这种现实的又一反映。有些人不是把《望乡》视为“洪水猛兽”吗？有些人不是指责“怎么能在中国放映这种反映妓女生活的影片”吗？不是更有些人愤愤然地抗议：“放映《望乡》，无异于教唆青年犯罪”吗？结果怎样呢？《望乡》放映了，不是也没有给生活在中国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八亿人民带来什么可怕的灾祸吗？“杞人忧天倾”，天不是并没有坍下来吗？
鉴别自然界中的香花与毒草，并不十分困难，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分析和化验，仅需撷取其一枝一叶，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鉴别文学作品中的香花与毒草，却并非如此简单。可靠的办法是，交给人民群众去判断，去检验。相反，假如仅仅依赖某个领导去审定一本小说、一部电影、一出戏剧是香花还是毒草，往往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高低优劣，长官审定”的做法，不但会一害作品、二害作者，而且会使文化专制主义披上“合法”的斗篷在文苑横行无阻。在这方面，我们不是有了不少沉痛的教训了吗？“你们这不是要否定领导的作用吗？”也许有些人会提出疑问。我们的回答是：否。因为无论某个领导的马列主义水平如何之高，文学修养如何之深，处理事物如何之公正，主观愿望如何之良好，那也毕竟是一人之见，一人所感。而一个人的见解，即使怎样的高超绝伦，怎样的有独到之处，同群众的议论相比较，总难免有偏见，有谬误。由于这种偏见和谬误，给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所带来的阻力、挫折和危害，难道还不够多、不够大、不够深吗？更使人寒心而且羞于提出的是，我们的某些领导，明明是文学艺术上的外行，却偏偏经常喜欢发表一些自居内行、故作高深的言论。这种言论的轻率和欠于思考，有时简直到了亵渎文艺的程度。往往在这样的一通言论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一场大砍大伐。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远，滥用职权造成的恶果较偏见更惊人。
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正心向往之、并非“叶公好龙”的领导，一定会愿意把鉴别香花与毒草的权利交给群众的。人民群众既然创造了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社会生活，当然会有能力鉴别和检验作为这种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艺术的高低优劣的。能够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也必定会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更可贵的是，在人民群众身上，经常表现出那种敢于维护“香花”的大智大勇。《上海的早晨》不是曾被“四人帮”一伙打成“为资本家歌功颂德”的“毒草小说”吗？而年青的桑伟川同志就曾公开为《上海的早晨》辩护，尽管被打成反革命，到处批斗，却始终旗帜鲜明，据理力争，顽强不屈。《第二次握手》虽然到处受到清查、收缴，但许多青年依然冒着“犯罪”的危险，相互传抄，珍藏至今。和《第二次握手》同时在民间流传的“手抄本”还有，我们没有机会阅读这些“手抄本”，对于它们究竟属花还是属草无权发言。但广大青年不但传抄、珍藏而且终于公开呼吁为《第二次握手》平反这一事实，却足以说明，真正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是绝不会被群众遗弃不顾的。
某些人希望文苑中只开花不长草，那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实际上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有些人又担心社会主义文苑中会毒草丛生，那也不过是“忧虑症”患者的“病态心理”。土壤永远是既生花又长草的。只要人类不灭亡，大地上也永远不会发生只长毒草不开香花的单一现象。文艺上的民主是最好的除草剂，也是最好的催花剂。这种民主对任何人都应当是平等的。即使你是个赫赫的大人物，我是个区区的小百姓，你有批评的职责，我便有反批评的权利。你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但你未必同时是一个文学家或文学理论家。你对一本书，一部电影，一出戏剧的言论，只能算做一个读者、一个观众的感受而已。只有这样，文艺才能真正从文艺专制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这些年来，文艺专制主义在文苑中造成了一种恶劣的乌烟瘴气！某些手握文艺“批评武器”的人，专门善于从一部电影的几万米的胶卷中去发现哪几尺镜头是“有毒素”的，从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发现哪几章哪几节哪几页甚至哪几行文字是“大有问题”的，从一出多幕剧中发现哪几句台词是有“影射之嫌”的。于是抓住一点，无限上纲，帽子棍子，乱飞乱舞，直至将作品“批得体无完肤”，打入十八层地狱，将作者搞到“身败名裂”，从此噤若寒蝉，方肯罢休。还有某些人，专门善于察言观色，奉迎长官意志。某长官对某作品若说了一句“不错”，经他们之笔，一抬一捧，朝暮间便会成为“盖世杰作”，文苑中“独一无二”的“香花”了！某长官若对某作品说了一句“不好”，甚至仅只是摇了下头，皱了下眉，那么这部作品便注定遭了厄运。经他们之笔，一贬一打，便会成为“天字第一号的黑文学”，需要立刻斩茎除根的“毒草”了！这种乌烟瘴气，当首先从文苑中横扫干净，而后用消毒水冲刷，再也不能让其污秽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阻碍我们文艺的繁荣与发展了！
只要我们真正造成了一种文学艺术上的民主空气，真正把鉴别香花毒草的权利交给群众，社会主义的文苑中，必定会开出更多更好更美的香花来。香花多了，毒草自然也少了。这种简单的逻辑，似乎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吧？这种正当的要求，似乎并不是过份的奢望吧？
让我们的文艺和出版工作，多一些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