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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太平天国的另外一些领袖，如石达开、李秀成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更科学？一些著作和文章因为他们晚节不终，将他们一开始便写成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将他们对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贡献从历史上抹去，或一笔抹煞，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石达开参加革命是否一开始就想搞复辟？打算搞阴谋分裂？李秀成十几岁参加革命，他的意志是不是就不坚定？他在苏浙实行的是否便是一条投降、尊孔、复辟的错误路线？这些问题都应该认真讨论清楚，拨乱反正。对石达开、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的功绩，写历史不能也不应该回避或抹煞。农民起义的领袖动摇变节的事例在中外历史上并不罕见。俄国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蒲加乔夫有过这样的行为，但经典作家仍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我国历史上的黄巢、张献忠等也有过向敌人妥协的事实，经典作家仍把他们称作起义农民的领袖。同样的情况，为什么石达开、李秀成的历史，就不能有分析地看待呢？甚至韦昌辉的问题也可以进一步研究。韦在1856年发动天京政变，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反革命分子，但是，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在金田发动起义，同韦的毁家发难、大力支持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而在过去的大部分论著中都将韦昌辉写成一开始便是钻进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这样便将历史人物写得过于简单化、脸谱化了。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清朝的一些官僚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在国内推行洋务，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镇压人民起义，维护清封建统治的军事需要，后来则是为了攫取更大的权益。作为一场运动，无疑是反动的。但是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是否都是一丘之貉？洋务派后期办的民用企业是否也有资本主义因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洋务派办学堂，派留学生，建译书馆是否对学习和传播西方文化也起过一些作用？尽管这不是他们的主观愿望。这些问题都是可以，也是应当研究和讨论的。洋务运动的中后期，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国最早的近代产业工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而产生的），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这与洋务派本来的愿望正好相反，也是洋务派所料不到的。对洋务派的人物也要作具体分析，不要一提洋务人物，都简单地戴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有些洋务派代表人物也做过一些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工作，不能一笔抹煞。如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助于中国统一；刘铭传在台湾坚持抗法；曾纪泽在中法条约和伊犁条约谈判中据理力争等等，都应该肯定。
戊戌变法时的光绪皇帝，范老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称他由“封建皇帝变成维新元首，是值得尊崇的”皇帝。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清宫秘史》这一影片后，光绪皇帝在近代史著作中便成为卖国的头子了。戊戌变法是一次进步的改良主义运动，康有为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之一，光绪皇帝支持康有为变法，不论出于什么动机，在客观上同维新派和国家利益应完全一致。因此，光绪皇帝如何会成为卖国贼？为什么不是爱国的呢？即使在义和团运动时，西太后主战，光绪帝主和，从表面看，西太后爱国，光绪帝卖国，但实际上西太后置国家、民族前途于不顾，为了私利，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煽动义和团盲目排外，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无限灾难。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光绪帝虽无实权，但他在西太后召开的御前会议上表示反对义和团抵抗外国侵略者，这是严重的错误。但是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不同意与八个国家同时开战，这并不是没有一点点道理。战争失败，最后被迫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这次条约本是西太后主持签订的，谁都知道，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便被囚禁，失去了任何权力。可是，前几年有的著作却将这个卖国条约作为光绪帝卖国的罪证。这当然是睁眼说瞎话。
义和团反抗外国侵略者是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但是许多近代史著作对这次运动的评价也存在拔高的倾向。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在民族矛盾尖锐下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在这个口号下，混进了大量地主阶级分子、清朝官僚，篡夺了义和团组织的部分领导权。义和团也不能如某些著作所说的矛头直指清朝皇帝。所谓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并不是义和团的口号，而是端王等人为了打击光绪帝、利用义和团提出的。义和团在反对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是英勇的，同时，很多清朝爱国将领如聂士成、罗荣光、寿山等也英勇地抗击了外国侵略者，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爱国将领为什么不能给以应有的评价呢？义和团迷信落后，组织松懈，笼统排外，提不出正确的纲领、口号和斗争策略，为清政府所利用，可是在我们的著作中不去正确地、科学地分析这些问题，却采取了回避或盲目拔高的态度，这是不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戚本禹之流便利用了义和团运动制造舆论，煽动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与西太后煽动义和团攻打外国大使馆一模一样。现在必需实事求是地给义和团运动以全面的评价，不能同过去一样，以义和团为标志来划线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义和团，也应加以分析。他们害怕群众运动和帝国主义是错的，但是反对义和团对洋人和中国教民乱杀，对教堂乱烧，不能一概认为是错的。
辛亥革命研究中的禁区也是不少。很多著作将立宪派作为反动派，但是立宪派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翼，他们虽与封建地主阶级、帝国主义有较多的联系，但应当也有两面性。在革命派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来时，他们坚持君主立宪制虽然是反动的，但他们在经济上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比起封建制度，是否也有它的进步性？立宪派的争路权、争矿权，虽然为了本身利益，但客观上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不能全部否定。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中也有左中右，不是铁板一块，因此不能见立宪派人物便一概骂倒。云南的蔡锷和湖北的汤化龙不一样，浙江的褚辅成在后来比革命派的朱瑞还好，前者走向革命，后者投降了袁世凯。
辛亥革命中革命派的领袖也是完全可以讨论的。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但孙中山究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思想和行动必然会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不可能完美无缺。同盟会的分裂，一些武装起义的失败，南京临时政府的垮台等等，革命派的其他领袖有责任，难道孙中山没有一点责任？陈其美在上海独立中有过贡献，后来成为右派，但不能因此避而不谈前期的事迹。辛亥革命时的某些显要人物，后来政治上起了变化，可是，要写一部翔实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和孙中山的传记，又不能避开他们。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问题，亟需研究、解决。建国三十年了，没能写出有分量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和孙中山的传记，这不能不是原因之一。
卞哲
加强文化民主
实现四个现代化，文化上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
怎样加强呢？我想至少要做到——
一，养成批评和反批评的习惯。四人帮时期的棍子、帽子等等，当然要不得，现在不去说它；就以正常的批评而言，至今也还往往不能展开，好象一个作品挨了批评就不得了，作者也就抬不起头来。其实，批评得对不对，或者是否完全对，都还是问题，为什么不能由作者来个反批评呢？就算批评得对，但作者不服，为什么不能由作者来申述他自己的理由呢？只许批评者发言，不许被批评者发言（或者只能让被批评者作检查），这跟四人帮时期的棍子、帽子又有什么不同呢？只有养成了批评和反批评的习惯，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才能生动活泼地发展。
二，提倡自由结社。结社，本来是宪法所赋予的民主权利，应当受到鼓励。各种各样的学术团体、文艺团体，过去都要经过批准立案，才有合法地位。我看这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