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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爱看的。特别是他译的苏联的《新文学教程》，在文艺青年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一直到1941年我到重庆谋生，才在另一位同学那里知道当年我所熟悉的叶元灿，就是以群。但那一年因为皖南事变，重庆的进步文化人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大部分都撤退到香港去了。我到重庆，以群刚走不久，所以无缘见面。当年冬季爆发了日帝的太平洋战争，有一个时期，我们在重庆的人，都为留在香港的朋友们担心。1942年，我接到了夏衍同志要我转给周总理的电报，才知道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同志已经平安到达桂林，但以群还是音讯杳然，只知道他已离开香港，究竟在哪里，却无法知道。我当时住在张家花园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址的楼上。说也凑巧，我住的那间屋子就是以群住过的地方，黑黝黝的墙上还留着不知什么人用指甲刻的以群的名字，墙上还有半幅铅笔画，别人告诉我这是艾青同志有天在醉醺醺时所画的未完成的自画象。所以每晚在我夜读之余，偶然从墙上扫一眼看到他的名字，总不免倍增对他的思念。
大概到初夏时分，以群才回到重庆。一次在黄家垭口中苏文协的茶座上我和陈鲤庭同志在喝茶，突然进来一个人，是那样熟悉的面孔。在座不知哪一位给我们介绍，我们异口同声说：“原来以群就是你！”“原来亦代就是你！”我是开玩笑，因为我早已知道以群就是叶元灿；他却是真的，因为他还不知道当年的小朋友，现在改了名字。他还是那付老样子，胖乎乎，矮墩墩的，只是手腕上多了块伤疤，那是带手铐引起皮肉溃烂的痕迹。在我看来，那正是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身的纪念。多年的斗争生活，使他变得更沉着了。他对我淡淡一笑，使我想起西子湖边那个热情的、比我大不多几岁的年轻人，但是十几年过去，他成了个斗士，而我却还在浪迹江湖，依旧是个徘徊歧途的人。
他正在筹备恢复一个刊物（可能是《文艺阵地》，我现在已记不清），经常鼓励我搞翻译。我记得自己学着翻译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三篇小说，都是他逼着我修改译稿，拿去发表的。我研究美国现代文学，正是他给我出的课题。但是说来惭愧，又是差不多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能拿出些什么成绩来告慰他对我的期望呢？
1944年，大概春夏之交，他来找我说有件事要我考虑。原来他得到党的指示，要在重庆成立一个机构，向国内外中文报刊发播解放区文艺作家如刘白羽、周而复、周立波、艾青等人的作品，备这些报刊选用。但要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必须向国民党重庆市社会局去登记，所以“大家商量的结果，希望你能参加这个工作，因为这事情要担点风险，请你先考虑考虑。”（大意）我一听之下，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于是我们就成立了文化联络社，由茅盾先生任社长，以群任总编辑，我任经理。由我具名向社会局提出登记申请，我托了倪斐君同志向有关方面打了招呼，没有几天就批了下来。这样文联社就在观音岩附近一座二层楼房屋里开张了，参加社里工作的还有盛舜和李少芳二位同志。开办时一部分费用则是由孙夫人宋庆龄资助的。以后他还办了大型文艺刊物《文哨》，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占了大量篇幅。
抗战结束后，我于1945年底前先回上海，以群和文化联络社则在1946年春才从重庆迁沪。他把文联社的工作扩充了，除了向国内外发播文艺稿件外（主要还是解放区的），还出版了《文联》月刊和组织“星群出版社”出版了一批文艺作品的单印本。1947年他又和凤子、丁聪、马国亮等同志和我出版了《人世间》杂志，由凤子任主编，我还是担任印刷、广告等杂务工作。
那些日子，我和他隔不了二、三天就见面，他经常把党对文化工作的指示和解放区的情况传达给我听。在重庆和上海可以说是我们过从最密的时候。但好景不常，和谈破裂，他又奉命撤退到香港去了。我们当时虽有书信往还，可惜的是在上海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的时候，我把他给我的信都毁了，怕连累到信中提到的其他朋友。
建国后，我调到北京工作，以群留在上海，但只要我有机会去上海，或是他来北京开会，我们总要设法见面，可是因为工作的冗忙，只是见次面吃顿饭，象以前那样一谈几小时的机会，就很少了。
我最后一次同他见面，大概在1964年秋天，他住在华侨大厦，打电话找我去谈谈，我们没谈多久，张瑞芳和秦怕同志来了。那天天气很好，她们提议去北海公园，我表示反对，理由是同她们二位逛公园势必不得“安宁”。以群调侃我说，“今天你这个二哥，就得听她们的。”果不其然，一进北海大门，一群女学生就把我们包围了，好不容易，才从西门出来。以群说，“我们拣个时候再谈谈形象思维的问题吧！”这就是我听见他的最后的声音。
以群死亡的消息，我是从外调人员口中知道的。那时我因为所谓“二流堂”人物而被隔离反省，他们问我的一些问题牵涉到重庆时的以群，我一开口，那个人便拍着桌子，大声叱责说，“你是军统特务，他是叛徒，告诉你，他已经死了，你包庇不了他。”
以群是叛徒？我想不通。一个叛徒还能为党的事业勤勤恳恳做一辈子无名英雄吗？这是诬陷！正如我这个“军统特务”的头衔是“莫须有”的罪名一样。我根本不相信，我只能对这些拿别人的政治生命作儿戏，拿党的革命事业作儿戏的人，嗤之以鼻！
一直到今年一月去济南参加美国文学研究座谈会时，我才从汤永宽同志那儿知道以群的详情。一个人能在敌人的重刑下都熬过来，对白色恐怖都无所畏惧，而居然被“四人帮”非人道的迫害而含冤死去，他的死是对“四人帮”破坏党纪国法的严正抗议。
十多年了，我又想到以群的爱人素明同志和他们五个孩子的生活。“叛徒家属”的日子是怎样过来的？我不敢想，我也不忍想。
党给以群平反昭雪，值得为以群高兴，因为我们的党终于扑灭了“四人帮”的凶焰。但是这个正当有为之年的以群呢？他死了，好似一阵恶浪把他吞没了；永远不能复生，再也看不见他为之献身而梦寐以求的美好日子到来了。我感到心里的阵阵悲痛，和对“四人帮”的刻骨仇恨。
1978，12，24夜
冯亦代
《周士第回忆录》
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周士第回忆录》。周士第同志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著名指挥员。他写的一些回忆文章（共九篇），根据亲身经历，生动具体地记叙了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铁甲车队、叶挺独立团的建立及其战斗历程，南昌起义及抗日战争前后和解放战争期间一些重大战役的情况，是宝贵的革命斗争史料。全书约十五万字。
大公报文艺奖金
一九三六年的秋天，上海《大公报》搞过一次文艺奖金。当时，在文艺界也算一桩创举吧。经过是这样：
《大公报》原是天津天主教人英敛之于一九○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创办的。一九二六年吴鼎昌把它盘过来，成立了一个“新记公司。一九三六年九月是这家公司接办的十周年。我是在一九三五年七月进的《大公报》，职务是编文艺副刊。
三六年七月间，报社胡霖社长一天把我找去，说想搞一次全国征文作为纪念十周年的——其实，是想利用这个机会作一次广告。他问起我的意见。搞征文我感到确实困难。首先是来稿数量必然太大，不好掌握。征文裁判者总得请知名的作家，大家都很忙，不可能去逐篇地看，意见更难协调统一。最初我建议采用当时开明书店的办法。一九三六年恰巧也是开明创业十周年，他们以较高的稿酬特约了一些作家写文，出了两本纪念集，即《十年》和《十年续集》。他摇头说，人家那么搞了，咱们再去仿效不大好——事实上后来还是请林徽因编了一本《大公报小说选》，但那不是征文或约稿，而是从已刊登过的作品中选的。
最后，我谈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年一度的普立兹奖金，办法是奖给已有定评的作品，这比较容易掌握。胡社长听了颇以为然，要我立即着手拟定办法并开列评选人名单——后来他又请动物学家秉志先生同时搞起一种“科学奖金”。
这种奖金原定每年评选一次，由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