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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辨正自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陈独秀把这种道德革命看作是“吾人最后之觉悟”，他确信只要建立起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道德观，那么就可以顺利地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幼稚的幻想，因为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如果不把反封建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紧紧结合起来，进行到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是没有希望的。这又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不可能独立完成，而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阶级共同完成的历史任务。
但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彻底否定封建主义，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毕竟是非常有利的，因为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只有在解除了封建主义的束缚以后，才能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身上。伟大的新文化运动战士鲁迅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等革命小说中，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把破除旧道德，建设新道德，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身上。在新文化运动启蒙下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毛泽东也产生西方思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必须和东方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同时改造的革命思想，认识到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并不是“临民致治之具”，从此探索改造中国的新道路，亲自创办工人夜校，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宗教迷信是封建制度的护身符，毒害人民的鸦片。《新青年》认为：要使中国强盛起来，必须提倡科学，人民的信仰，要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凡是宗教上、道德上、政治上一切不合理的信仰，都应该予以破坏。“鬼神的存在，尚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偶像，都应该破坏。”《新青年》认为：科学的真理是“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年总结“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的特征时也指出：这种新文化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可见，民主与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是须臾不可分离的。
《新青年》所宣传的“科学与人权并重”的思想，为中国人民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扫清了道路。一大批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十月革命影响下迅速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把“科学与人权并重”的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加以改造，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代替资产阶级的宇宙观和社会政治学说，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思想代替了民主个人主义思想，人民民主主义思想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也有了理性的认识，从而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爱国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继续传播和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把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都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纷纷创办刊物、组织社团，走到工农群众中去，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和探讨如何根本改造中国的道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这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成长起来，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充分的准备。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这是“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伟大功绩。
今天，我们已经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始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新长征，但是，由于中国经历过长期的封建社会，目前经济文化的发展还相当落后，封建思想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像病魔一样缠扰着我们。林彪和“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之能够得逞于一时，充分证明：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科学与人权并重”的革命传统，依然是我们今后一项十分严重的战斗任务。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人民的民主权利并不是“天赋”的，也不是什么人恩赐的，而是要依靠人民自己的觉悟和斗争去争取的。只有争取到人民的民主权利，科学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历史才能前进。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五四运动和今天的现实生活，都一再证实这个颠扑不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真理。
汪士汉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五四时期出版了为数众多的期刊，其中大量的是革命的进步的刊物，也有少数反动的、保守的刊物。马恩列斯编译局研究室编著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三集，介绍了一百五十几种以上的这些刊物。每种刊物的主要言论，其思想倾向如何，在这里都得到了分析。可以看出，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及与劳动人民相结合，是这一时期思想界的主流。对于当时那些错误的、反动的意见，这里也给了适当的批判。读了这些介绍，对于五四时期的思想界，能够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附录两个部分：一是各种刊物的发刊词；二是各种刊物的目录。刊物的基本态度可以从这些发刊词中看出来，也可以从目录中揣测其内容，了解其具体的范围。这两项都是有用的。
《介绍》的出版时间是1958－1959年。最近将由三联书店重印。
林
“shu”必须四门大开
几十年前（究竟多少年我没有考证过），有人建议将“图书馆”三字缩写成“”一个字。这事未见流行，因一个字读三个音，大家不习惯；建议者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却变成了一个不幸的预言，“”真的一度变成囚禁图书的监狱。
可以说，从林彪、陈伯达、“四人帮”正式粉墨登场，操持国命之前的几年起，也就是那位发明“阴谋文艺”的“理论家”宣布他的种种“大发明”“大发现”的时候起，大约是1962年吧，图书馆的门就逐渐紧起来了，先是关一扇，后来关两扇、三扇，1966年下半年以后，就被迫四门紧闭，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一本书也不出借，成为名符其实的“”了。书，和党内外的很多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宣传家一样，都成为名符其实的林彪、“四人帮”的囚徒了。
这样的时间过了一二年，忽然存有三十年代报刊的图书馆又热闹起来了，每天有多少批人前来查阅旧报，名为“查阅叛徒资料”。这又是“四人帮”和他们的那个参谋长刮起的一股黑风。然而，事情有点不大妙，原来三十年代的旧报刊上有些对他们不很妙的东西，于是，一声令下，图书馆又全部关门，三十年代的报刊一下子又全成了“防扩散资料”，谁看了就要挖谁的眼睛。在上海，“四人帮”手下那几个略识之无的歹徒文痞，就把上海图书馆，特别是其中藏有三十年代报刊的徐家汇藏书楼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打成了反革命。
1973年下半年以后，“四人帮”及其伙友又忽然允许图书馆开一条缝。这回不是三十年代报刊，而是先秦的商鞅、韩非，以及汉代以后并非法家而硬被他们钦定为法家的一些古人著作，通通搬出来“学习”、注释和翻印了。这中间，那位不学无术、言必出笑话的江青，忽然大声疾呼，要全国都来批判《女儿经》、《女四书》之类的东西。这可难坏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了，翻来翻去哪里找得出这类宝货。因为，长期以来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实在太缺乏眼光，他们竟都没有把这类宝货看成什么有收藏价值的东西（当然我也不是说图书馆就不应当保存这类宝贝）。“四人帮”搞的尊法批儒，闹到图书馆工作人员忙于寻找《女儿经》、《女四书》一类宝贝的时候，那位自称文化革命“旗手”的女皇肚子里的“文化水”，也就全部倒完了。
以后是诬陷小平同志、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回“四人帮”没有想到如何大量利用图书馆，只派他们特许的一小批人去查李鸿章、盛宣怀之类，用以影射攻击周总理、邓小平同志等。图书馆照例关闭如故，除了一小批新老“法家”的著作外，仍旧一书不借。
以上是1966年至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