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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继续说：“我正好走过他家，便停下来看示威。我看到有许多人都已饿得半死，我知道那个人的米仓里有一万担大米，可是他却一点也不肯帮穷人的忙。我生气起来，便带领农民攻打他的家，他们把他的存粮都运走了。我事后想起来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我只知道，他应该把米卖给穷人，要是不卖，他们把米拿走是应该的。”
彭德怀又得逃命，这次他已够年岁可以当兵。他的军人生涯由此开始。不久之后他就成了一个革命家。
他十八岁上当了排长，参加了推翻当时的省长、一个姓胡的督军的密谋。彭德怀当时受到军中一个学生领袖的很大影响，这个人遭到了督军的杀害。彭德怀负了刺杀督军的任务来到长沙，等他有一天上街时扔炸弹过去。这颗炸弹却是虎头蛇尾的，象中国小说中的情况一样：它没有爆炸。彭德怀逃走了。
不久之后，孙逸仙博士担任西南联军的大元帅，打败了胡督军，但后来又被北洋军阀赶出湖南。彭德怀同孙逸仙的军队，一起南逃。后来他奉孙逸仙的一个将领程潜的命令从事谍报活动，到了长沙以后被叛徒出卖遭到逮捕。当时湖南当权的军阀是张敬尧。彭德怀对他这段经历是这么叙述的：
“我每天受各种各样刑罚约一小时。有一天晚上我被手足反绑，在手腕上缚一根绳子吊在梁上。狱卒们在我背上堆上一块块大石头，站在周围踢我，要我招供——因为他们至今仍没有弄到我的证据。我昏过去了好几次。
“这样的刑罚继续了一个月。每次受刑后我常常想，下一次得招供了，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刑罚。但每次我又决定不屈服，坚持到第二天再说。最后他们从我口中得不到什么东西，出乎意料地释放了我。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件事是几年以后我们〔红军〕攻占长沙时把这个用刑室摧毁了。我们放了关在那里的好几百名政治犯——其中许多人由于挨打、虐待、挨饿已奄奄一息。”
彭德怀重获自由以后就回到他舅舅家去看他的表妹，他想同她结婚，因为他认为自己仍有婚约。他发现她已死了。他于是又去当兵，不久就第一次任军官，派到湖南军校学习。毕业后他在鲁涤平部下第二师当营长，到家乡驻防。
“我的舅舅死了，我听到消息后就请假回去奔丧。路上我要经过童年时代的家。我的老祖母还活着，八十多了，身体还很健，她听说我回来，走了十里路来迎我，请我不要计较过去。她的态度非常谦恭。我对这一转变感到很奇怪。是什么原因呢？我马上想到这不是因为她个人感情有了什么转变，而是因为我在外面得了法，从一个无业游民变成为一个月挣二百元大洋军饷的军官。我给老太太一些钱，她以后就在家里赞扬我是个模范‘孝子’！”
我问彭德怀受到什么书籍的影响。他说，他年青的时候读过司马光的《史记鉴》＊，第一次开始对军人应对社会负有什么责任有了一些认真的考虑。“司马光笔下的战争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只给人民带来痛苦——很象我自己的时代里中国军阀之间的混战。为了要使我们的斗争有一些意义，为了实现长期的变革，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彭德怀读了梁启超、康有为以及其他许多对毛泽东也发生过影响的作家的著作。有一个时期，他对无政府主义也有一些信仰。他从陈独秀的《新青年》中知道了社会主义，从此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国民革命正在酝酿中，他当时任团长，觉得有必要用一种政治学说来激励他的部下的士气。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比起梁启超来是个进步”，但彭德怀感到“太含糊混乱”，虽然当时他已是国民党员。布哈林的《共产主义入门》使他觉得是“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实际合理形式的社会和政府的一本书。”
到一九二六年彭德怀已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简介、《新社会》（一个著名中国共产党员著）、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许多对中国革命作了唯物主义解释的文章和小册子。彭德怀说，“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很少看到有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
虽然彭德怀到一九二七年才参加共产党，他在自己的部队里吸收相信共产主义的青年，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训练班，成立士兵委员会。一九二六年，他同一个中学生结了婚，她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但在革命期间，他们分了手。一九二八年以后彭德怀就没有见到过她。就是在那一年七月，彭德怀举行起义，占领了平江，开始了他的叛逆或土匪——看你怎么叫——的生涯。
他在把这些青年时代和斗争的情况告诉我时，他手里执着一个用蒙古马鬃做的苍蝇拍，为了强调语气，漫不经心地随手挥舞着，一边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说说笑笑。这时有个通讯员送来了一束电报，他开始看电报时又突然成了一个严肃的司令员了。
“反正，要说的就是这么一些，”他最后说。“这可以说明一个人怎么变成‘赤匪’的！”
董乐山译
＊ 我旅行到了这里，有黄华（王汝梅）前来作伴，他是燕京大学学生，是我要他来帮助我采访的。
＊ 应为《资治通鉴》。——译注
斯诺/董乐山
胡愈之谈《西行漫记》中译本翻译出版情况
《西行漫记》中译本是一九三八年一月在上海出版的。当时，胡愈之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采取群众自己组织出版、发行的办法，用“复社”名义出版了这一著作。出版以后，流传极广，对于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政策特别是关于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丰功伟绩，起了重要的作用。最近胡愈之同志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向三联书店同志作了介绍。这里发表的是由三联书店同志整理的谈话记录，曾经胡愈之同志审阅。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前后，上海成为前线。上海人民抗日情绪很热烈，很多外国记者来到上海采访抗日消息。国民党反动政府当时被迫抗日，在上海搞了个文化界救亡协会，由潘公展主持。为了装点门面，也请我们的同志参加。在这以前，抗日救亡是被禁止的。现在国民党不得不抗日了，要想欺骗群众，就成立救亡协会。救亡协会与救国会名称差不多，一般群众不易识别。而实际上救国会的沈老等人当时还在狱中。这个救亡协会成立不到二个月，十月间，国民党军队从淞沪撤退，也就无形解散了。但是由中共和救国会人士所组成的地下抗日团体依然存在。
救亡协会成立后，我们决定参加进去。他们不让我们搞国内宣传，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在救亡协会下面成立一个国际宣传委员会，专门对外国记者发布消息，由我们掌握。我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每天下午三时，在上海国际饭店楼顶召开茶话会，招待外国记者。上海的中国报纸的总编辑也参加。会上我们请国民党部队的代表来报告战讯，公布消息。当然，他们都是吹牛，没有什么真实的报道，外国记者也不感兴趣。那么我们怎么做工作呢？我们把从当时秘密的中共临时办事处（即八路军办事处的前身）那里得到及听到的军事消息，编成文稿，立即译为英文，印成单张。等到国民党部队的代表一讲完，就把这材料分送给记者，他们非常欢迎。通过这办法，我认识了很多外国记者。
我同斯诺也就是这么认识的。当时斯诺的公开身份是燕京大学教授，由于北京沦陷，他来上海当记者，替英美报刊写稿。我知道他住的地方离我家不远，就常去看他。他对我说去过陕北，还给我看过许多照片。有一天他说，刚得到英国航空寄来他的一本著作的样本。外国出版社有规矩，要把印出的第一本样书送给作者审查，所以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我就向他借阅。他答应了，但说我也只有一本，看完还我。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西行漫记》英文原本。
我回家读了这本书，发现真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但我不知道斯诺这个人的底细，说的是否可靠，就找上海中共临时办事处刘少文同志了解。刘少文同志是从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