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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又一世界的信仰，但是这又一世界已经不一定非代表‘上帝’不可了。也许宇宙间的确有个上帝，因为我们被一种力量所掌握，而这种力量既超乎我们的理解力，又不是我们能改变它的。无论是属于上帝的，或是属于它的，奥秘都是一种象征而已。辛格只是把其名称变换，却并未与之叛离。”
辛格是波兰的犹太人，而东欧犹太人几千年来一直保留着极为浓重的犹太教传统。特别辛格的父亲是个笃信犹太传统教义的教士，因此他自幼深受犹太教规的熏陶。这种宗教熏陶，成为辛格内在的“真实”存在，而且似乎已深入到辛格连篇累牍的作品中去，变成了他的一种精神实体。犹太教把世俗世界看成是种“不洁”的存在，对之具有戒心，因此宁愿远而避之，或视而不见，只顾自身精神的洁净，使一己可以超凡入圣。辛格在那篇《在我父亲的庭院里》，曾经描写他父亲一听见华沙街头受糟塌妇女的呼救声，便把书斋的窗户严扃起来。但是身为儿子的辛格，却对世俗好奇而又留恋，因之终于有一天，走到面临华沙街头的阳台，去一睹世俗的生活，而且把此亲眼所见的世俗，一丝不移地写了下来。他似乎在一刹那间发现除了上帝的世界还有个世俗的世界，这一发现使他离开了犹太教的教义，而且他写来那样得心应手。他无法弥补这两个世界的间隔，便只能用他出色的天赋和超然的观点，使犹太教的传统——接受上帝的法律，上帝的意志，甚至上帝的杀戮——转化为故事、传说和幻想。卡静说，“辛格是用他的轻松、平易、机智来说服读者的。”
由于辛格生活在美国，接触到美国的犹太人，这些犹太移民不自觉地自囿于祖先的习俗，但这些祖先的习俗却不见容于现实的美国生活，辛格就抓住这一矛盾加以讥刺讽嘲，得到读者的欣赏，终于由一个用意第绪语写作的人，一跃而成为美国的名作家。辛格笔下的犹太人体现了犹太人的真正精神面貌：固然“我”有一定之规，现实既然不合我的“规”，唯一办法就是加以接受。犹太人原来就是种“逆来顺受”的人，因此这个民族虽然到处受异族人的歧视迫害，他们终能随遇而安，在人类好斗的夹缝里生存下来。辛格小说里的人物活着受上帝权力的主宰，死了则是应了上帝的感召。
所以，卡静说，辛格笔下的人物“这种神秘的忠诚，彻头彻尾的责任感，不只是个别的人物，而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了辛格小说里的一种扎扎实实的东西。读者所看到的不是个别人物决定他一己生活的努力，而是经常为左右这个人物所受的文化力量在起着主宰作用……”
辛格也写一些犯罪的人，但是伴着这些人的却是魔鬼、精灵。这些魔鬼、精灵在辛格的小说中进进出出，自然得象是犹太人的亲友在串门子。至于他写的那些备受损害而又贪得无厌的美国犹太人角色，固然身在物质文明的美国，而他们赖以生活的源泉，还是东欧犹太人的古老传统。他们在这个邪恶的世俗世界里受尽了折磨苦难，但他们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只是“生活在一己想象之中，正如过去他们信教时一样。”
我读的辛格作品不多，但我认为卡静对辛格的剖析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当我在读美国其它犹太作家如索尔·贝娄的《霍佐格》，或是菲利普·劳斯的《管不了》，或是倍纳德·马拉默德的《伙计》时，我总感到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只是偶而寄居美国的犹太人，而不是已经渗透美国生活的美国犹太人。他们自有一个小天地，这个小天地与周围的美国生活气氛是多么的格格不入。
① 犹太人通用的国际语。
② 二人都是美国犹太作家，前者是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西书随笔
冯亦代
人类总会走向大同
记和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的谈话
深夜，灯下，收音机播送着中美建交公报。这消息给人们带来喜悦和欣慰。中美两个伟大民族终于填平了沟壑，铺展开通往对方的道路。人类总是相通的，最终必将走向大同。互相隔膜的岁月不管多么长久，在人类历史中毕竟是短暂的一瞬。我不由得想起今年秋天和美国著名戏剧家阿瑟·密勒先生的一次谈话。那时候我们就议论过这个题目，满怀深情地翘盼着太平洋两岸坚实的土地上早日搭起人民来往的天桥。这座桥出乎意料之快地搭起来了。我想，密勒先生和他的夫人也一定在大洋彼岸抚额称庆吧！
那是一个秋风飒飒的早晨，在对外友协的一间会客室里，我随剧作家兰光、乔羽二位老师等待着和密勒夫妇见面。阿瑟·密勒先生是美国极负盛誉的剧作家，已经六十三岁了。他的剧本《都是我的儿子》、《推销员之死》、《维希事件》都是杰出的作品。和这样一位应当称之为老师的美国前辈交谈，我这个初出茅庐浑沌无知的后生，心情更多的是忐忑。不安的原因很多，一是因为我对于当代美国戏剧的知识等于零，怕没有交谈的资格；二是鉴于刚刚消逝的那段日子里凡涉外事务均需格外提心吊胆，我怕嘴上的哨兵失职，留下什么后患。所以，事先一再探询注意事项，临场又请二位老师予以“现场指导”。谁知剧协、友协的同志和两位前辈都说：“随便交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一来，我反倒更其惶惑。人们在反常状态中生活得太久了，一旦恢复常态倒无所适从，不胜其恍惚，这也是个悲剧吧。
我的心还没有定下来，密勒夫妇就走进了会客室。两人都是高高的身材，穿着黄卡其布衣裤，与其说是艺术家，倒不如说更象普通的旅行家。密勒先生两眼炯炯有神，看上去十分健壮。他的夫人、摄影家英格·莫拉什更有着少年般活泼的性格，使人忘记她已经五十多岁了。她的汉语说得相当准确。据说为了这次访华，她专门到大学里去学习了两年汉语。这股热诚劲头就使我颇为感慨。
密勒先生看来很留心我们当代的戏剧。他一抓住我的手，听完我自报家门，立即就问我是否还在医学部门工作。接着就连珠炮似地向我发问，自生活至创作，乃至文学上的“禁区”，例如男女间的爱情，无不问个周详，使本来就紧张的我不禁汗颜。再加上莫拉什女士不断地以立式、蹲式、跪式从各个角度拍照，我简直希望这次谈话快快结束。北京的秋天暑气已退，会客室的温度绝不能说很高；冒着蒸气的热茶足以润口，但绝不至于使人出汗。然而我的手心却流出水来。可是密勒先生还要拍着我的肩膀兴致勃勃地向我提问。突然，他提出“稿费”问题，对中国作家都有固定的工资表示不理解，说：“那么，中国作家不都成了业余作者了吗？”他对中国作家不能依靠稿费生活简直想不通，瞪大眼睛看着我们，解释再三，仍然耸着他宽大的肩膀。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他的不明白正如我们不懂何以美国没有文化部一样。
接着，我们问起他美国戏剧界的情况。他侃侃而谈，我才渐渐松弛下来。据他说，美国的剧作家有这样几类：一种人把文艺当商品，他们的作品总是适应市民的低级趣味，这种作品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一种人则是为统治者传言，作品也没什么好看；严肃的剧作家却总是不受到社会的欢迎，因为他们总是在批判社会，批判某些观念。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家的著作。然而，严肃的艺术家实在苦闷，因为他们时时生活在同社会的斗争之中。在他看来，美国和中国的剧作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拚命地破坏某种观念，特别是统治者的观念；而我们则是极力维护或树立某种观念，这观念也正是我们的政府所需要的。从这里开始，谈话进入了哲学问题的探讨。他说：在美国，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机械更多地替代了人们生活中不少事情。人们之间的依赖关系越来越淡薄，因此人们之间变得隔膜和冷淡。不少美国作家开始探讨人在社会和自然界中的地位与价值，不少人陷于悲观。他说中国目前是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不突出，他不知中国现代化以后会不会产生同样的痛苦和弊病。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乐观的，相信集体主义的精神会使人们之间永远温暖。他高兴地点头，长吁着气说：“但愿如此。”
这个问题引起我的深思。技术发达国家的生活，我没有亲身体会。科学的发展会不会使人的价值降低，也需要认真的考虑才能作出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