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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年-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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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虹彩的化身
    璀璨如一片朝霞
     
    凝思花露的形状
    喜爱水晶的素质
    观念在心里孕育
    结成了粒粒真珠
     
    “观念”是抽象的,结成“粒粒真珠”,就成了明亮的、可以把握得住的物质了。
    “反抗”两个宇是属于精神范畴的、抽象的名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天然地产生于受迫害的人。
    难道还有迫害人的人需要什么反抗吗?
    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要求生存权利的个人,遇到连续的迫害该怎么办呢?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象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这也只是从受到“无休止地扑过来”的“礁石”的角度上所应采取的态度——它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然而有人说礁石是“与大大小小的航船为敌的”——“自傲的态度”,按照这位先生的说法,礁石应该“自己消灭”和对一切“大,大小小的航船”——自觉地让开。这位先生完全忘掉礁石是不可能移动的,应该由“大大小小的航船”不要去碰那顽固不化的礁石。这就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不同的结果。
    由形象思维的活动所产生的一切比喻,都不是原来的事,所以列宁说“比喻是跋脚的”。正因为这样,比喻也最容易被人歪曲甚至诬陷——历史上不少“文字狱”都由比喻构成。
     
    八
     
    我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时代。我和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们一样,度过了各种类型、不同性质的战争也遇见了各种类型、不同性质的敌人,真是变幻莫测!
    我在一九四一年冬天写的“时代”那首诗里的许多话,里面最重要的话,这些年都得到了应验:
     
    ——纵然我知道由它所带给我的
    并不是节日的狂欢
    和什么杂耍场上的哄笑
    却是比一千个屠场更残酷的景象,
    而我却依然奔向它
    带着一个生命所能发挥的热情。
     
    …………
    我要迎接更高的赞扬,更大的毁谤
    更不可解的怨雠,和更致命的打击——
    都为了我想从时间的深沟里升腾起来……
     
    …………
    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
    不甘心地,象一个被俘虏的囚徒
    在押送到刑场之前沉默着
    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
    象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
    抒发我的激情于我的狂暴的呼喊
    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
    我爱它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
    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
    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
    我在它的面前显得如此卑微
    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
    让它的脚象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这样的一首诗,再明显不过的是一首歌颂时代的诗,歌颂的是我们为之战斗、为之献身的时代,“我在它面前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它的脚象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这样的一首诗却被文痞姚文元之流恣意歪曲,污蔑为“个人主义者自我扩张的嘶喊”,而且明目张胆地说成是一首攻击延安的诗!
    也是这个文痞,竟说我从来没有歌颂过无产阶级!可是在我的四首诗里曾提到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巴黎公社”:
    一九三二年的《巴黎》里,有“公社的诞生”;一九四○年的《哀巴黎》里,有“将有第二公社的诞生”;一九四五年的《悼罗曼·罗兰》里,有“把公社的子孙出卖变成俘虏”;一九四二年的《土伦的反抗》里,有“公社的子孙将重新得到解放”!
    这个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在二十年前,已暴露他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就在这个文痞的文章发表之后,我收到一个将军给我的信鼓励我:“你是歌颂过公社的子孙的,你应该继续写诗。”
    这两件事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我曾不知多少次地提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人,提到无产阶级的武装部队……怎能说我从不歌颂无产阶级——难道只有贴上“无产阶级”四个字的标签才算是无产阶级吗?
    文痞同样歪曲我的长诗《向太阳》中《太阳之歌》里的话:
    太阳
    使我想起……
    ……
    想起  马赛曲  国际歌
    想起  华盛顿  列宁  孙逸仙
    和一切把人类从苦难里拯救出来的人物的名字
     
    文痞说:“但国际歌和列宁是平列在马赛曲、华盛顿和孙逸仙中间,并不突出”,因而对我做了个政治性的“结论”:“所神往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而已”!好一个“而已”!
    我的长诗《向太阳》写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地点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武昌。那时正是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时期,我提出自由民主难道也不应该吗?
    这个文痞在整整过了二十年之后,在一九五八年的上海,住在特务父亲姚蓬子经营的“作家书屋”里,大腿叠二腿地坐在沙发上来嘲笑一首在白色恐怖中所写的诗,显得多么得意啊!他而且说我把“列宁”和“国际歌”写上去,只是为了“点缀”!这样的人,却享有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的自由!
    今天有机会重温这个文痞发迹的历史,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些年来“四人帮”所实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早在二十年前已经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演习了。
    象这样的一个流氓竟能如入无人之境地横冲直撞,成了“庞然大物”,骗取了我国文学艺术领域里生杀予夺之权这么长的时间,这件事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可庆幸的是,这一切终算过去了。
    如今,时代的洪流把我卷带到一个新的充满阳光的港口,在汽笛的长鸣声中,我的生命开始了新的航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

艾青
《天平之甍》重译记


    根据原作1977年新版,我把日本井上靖先生的著名历史小说《天平之甍》,又重新翻译了一次。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多年被剥夺工作权利之后,重新拿起久别的笔,深深体会到工作的愉快。
    第一次翻译此书于1963年的春季。这一年,中日两国有关文化与宗教团体,联合举行唐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的纪念。作为纪念活动的一个项目,我受世界文学社的委托,接受了介绍此书的任务。我觉得我不仅应该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有意义的纪念尽一点力,同时也由于这部以中国封建文化最繁荣的唐代长安、洛阳、扬州等都市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大大地吸引了我,丰富了我对历史的感性知识。我以为这样的作品本当由中国作家自己来写,而现在日本作家却代我们写了,因此也使我带了感谢的心情,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一口气把它译出来了。我应该感谢刊物和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对我急就的译文作了许多细心的帮助,使它得以及时地发表和出版。但这个译本的得以出版,也不是没有斗争的。由于作品所写的历史文化交流事业,是通过宗教传播的形式来进行的;作品写的是古代宗教人物的传奇式的英雄事迹:为了增加作品的艺术气氛和时代形式,作者又引入了一些神话式的插话,这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上完全可以允许的事情。不料却因此而触动了某些同志的脆弱的神经,他们习惯从条条框框中来观看事物,于是就害怕了:“这不是在宣传宗教迷信吗?”他们是把自己当做“无神论者”的,脑子里却还统治着一尊形而上学的神道。出于他们的好心,始终以为群众永远是幼儿园的小班生,又娇又嫩,禁不得一点风吹草动,就会伤风感冒,受害中毒的。于是在文学艺术上最安全的方法,当然也只有规定每个作品,必须写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事,怎样写法都得有一个谱,有一个“样板”,然后把四周围密密封闭,做到人人目不旁视,心无杂念,才能使他们放心。
    幸而这种观点没有能阻挠这个译本的出版,而得到的却是广大读者热烈的反应,使我作为此书的介绍者获得不少的朋友。尤其不能忘怀的,由于翻译过程中与作者的通信,又由于作者为参加纪念活动来华访问,使我得与井上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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