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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弟弟的形象尽情地控诉了林彪、四人帮一伙搞的现代迷信的危害。它同时又是暴露，尖锐地暴露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干部队伍中还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违背事实的假话，不切实际的套话，正在严重地挫伤着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彭晓雷的“看破红尘”就证明了这一点。可见，彭的形象的典型意义决不是“控诉”两个字就能概括得了。与《班主任》对比一下，这一点，我们会看得更清楚。《班主任》中的谢惠敏是个尚未觉悟，又自以为是革命者的一类人的形象；弟弟则是一个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觉悟，但还未走向革命的一类人的形象。在揭批四人帮的今天，谢式的头脑僵化不乏其人，彭式的“看破红尘”也大有人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彭式的人物要更多一些，问题也更严重一些。也就是说，在弟弟的形象身上，作者容纳与概括了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因此弟弟形象的认识价值在当前也要更大一些。它启示我们：必须与弄虚作假、官僚主义展开不调和的斗争，否则，我们不可能真正地消除四人帮的流毒，也不可能真正地调动起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不过，彭晓雷形象的塑造，也还是有自己的缺点，这主要表现在作者对彭的思想性格的内容把握得不够全面。在社会生活中，那些理想幻灭，口称看破红尘，其实愤世嫉俗而又无所作为的人，大都是富有正义感，纯朴、善良的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人们已感到幻灭的理想，也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严格地说来，这类人物原来的理想，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头脑中那种理想，实质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幻想。因此，他们在坚持其理想时，能狂热到把红像章别到皮肉上，而一旦其理想与现实的岩石相撞后，他们又很快地陷入苦闷、虚无。对于这类人物的理想的实质，《醒来吧，弟弟》是没有揭示的。否则的话，弟弟的形象将会塑造得更加典型些。
另外，林文所指出的那种概念化毛病，在弟弟的形象塑造上也确实存在着。从作品对弟弟思想转化的处理上，就能看出这一点。作品在描写彭如何由一个天真纯洁的少年变成一个消极遁世的青年时，处理得十分令人信服。但在结尾时，让卢书记的几次小接触就使弟弟转变认识，准备走向红尘，这种描写就未免不真实了。我们知道，弟弟的看破红尘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在许多年里，对许多事情、许多人的认识中，逐渐形成的一种顽固的观念，不是几次小接触就能动摇的。试想，连四五运动他都认为是“没意思”，与卢书记的几次小接触对其思想转变，又能起多大作用？卢书记初次来访时，弟弟曾毫不客气地说：“以往新来的一把手，也都是这么开始工作的：穿上工作服到车间干半天活啦，骑着自行车到职工家问寒问暖啦，……可不出两个月，瞧吧，他们就钻进办公室，开起马拉松会来了。再难见着！”既然弟弟对他们厂领导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既定观念，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不会也同样怀疑卢书记？按照人物性格的内在发展来说，弟弟完全应当这样怀疑，不这样怀疑，倒是奇怪了。然而作品只让弟弟与卢书记相处半个月，只有几个小接触，就“开始步入‘红尘’”，这样处理确实有点概念化。
尽管彭晓雷的形象塑造还有这方面或那方面的缺点、不足，但总的来看，彭的形象塑造，还是较为出色的。它基本上遵循了生活的逻辑，提出的是生活中的问题，塑造的是生活中的形象，启示我们该如何地正视生活，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生活，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与认识价值。我们不应当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夸大其词，危言耸听，把这一形象说得一个钱不值。
刘泽林
《根》被控剽窃
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的长篇小说《根》成为畅销书以后，拍了电视片，又获得普立兹文学奖，甚为轰动。但去年被作家哈罗德·柯兰德指控为剽窃其《非洲人》一书，要求分享《根》的一半稿费。纽约地方法院认为证据确凿，哈利也只好承认自己“疏忽”，希望在法庭外私下解决。普立兹奖金委员会从未遇到这种事，也深感棘手。
鸿国
兼听与纳谏
如果一个领导人说的话，别人不能按照自己心里想的，表示赞成还是反对，只能“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史记·刘歆传》），那么，这个领导人一定是脱离群众，会把事情搞糟的。
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盲从，反对“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以为上了书的就是真理”（《反对本本主义》）。但是，林彪、“四人帮”却故意制造现代迷信，鼓吹毛泽东同志说的话“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闻风而动”，“紧跟”、“照办”。这不就是主张盲从吗？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少人是上了大当，我们的党和国家也是吃了大亏的。
历史上有些比较开明的封建帝王，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唐太宗李世民就主张兼听，确实做得比较好。
贞观元年，李世民对黄门侍郎王说，设置中书（为皇帝起草诏命）、门下（对中书省起草的诏命进行审驳）两省的目的，是为了相互制约，“相防过误”。有些官员为了不得罪人，明明知道一些文件有不恰当的地方，也不提出来，就发下去执行。他们“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蔽”，这样做，终究会误国害己的。他并且告诫各级官吏，以后都要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贞观政要》卷一）。贞观三年，李世民又对一些大臣说，我发的诏命，如有不妥当的地方，你们也要提出来。不许“阿旨顺情”，“知而寝默”。如果你们不给我提批评建议，只是收收发发文件，那谁都可以干得了，我何必要挑选你们来干呢？！李世民的这些主张和做法，既避免了封建统治者可能犯的一些错误，也提高了唐王朝中央机构的统治效能。
贞观二年，李世民问魏征，做人君的，怎样做才能“明”，怎样做就会“暗”？魏征说：“君所以明，兼听也；所以暗，偏信也。”他还举例说，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所以会国灭身亡，一个重要原因是偏听偏信，被奸臣封锁蒙蔽，就要死到临头了，自己还不知道（《新唐书·魏征传》）。李世民非常赞赏魏征的见解，并对一些大臣说：“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只有兼听、纳谏，君臣上下“共相切嗟”，才能把国家治理好（《贞观政要》卷一）。
李世民还经常说，做皇帝的只有自己想知道自己的过错，别人才敢批评他。如果自己认为自己是圣贤，不会犯错误，谁还敢对他提意见呢？这样的人想不失败，怎么可能呢？一次，李世民在九成宫宴会近臣，魏征也参加了。长孙无忌对李世民说，魏征曾劝隐太子把你杀掉，本来是你的仇人，想不到今天会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宴会啊！李世民说，魏征以前的确是我的仇人，但“……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魏征听了这话，赶忙叩头拜谢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贞观政要》卷二）。
贞观初年，李世民为了“求谏”、“兼听”，对于批评他的人，总是给予鼓励，即使批评错了，也不怪罪，甚至还故意给予奖赏。
李世民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够兼听、纳谏，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兼听也吧，纳谏也吧，最高最后的裁定人，还是他自己。所以，李世民的兼听、纳谏，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民主，还是有原则区别的。我们所说的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能当人民的公仆，不能当人民的主人。当然更不能象封建帝王那样，君临于人民之上。但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上级对下级，领导对群众，毕竟可以从这里受到启发。应该既听顺耳之育，也听逆耳之言；既听正面的意见，也听反面的意见。这样才能改进领导作风，做好各项工作。
我们有些领导人，思想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听到一点不同意见，或者几句刺耳的批评，就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他们把解放思想、发扬民主与安定团结对立起来。认为要讲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就会破坏安定团结，要维护安定团结，就不能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