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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间写的新诗15首。
这个作文本上共有三篇作品。第一篇是用文言写的《做官邪议》。这篇文章批判封建官僚们“积习既深”，所以，“五四之事，似足以惩，而鼠窃狗偷不稍戢也”。“夫官之邪非今日而然也”，要解决这个问题，闻一多认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欲正官邪，宁徒托空言之能为功，必锄发火焚而已耳。”第三篇是用文言文译的《点兵之歌》。这首诗揭露了战争的残酷，同情士兵的不幸遭遇。为什么用文言译诗呢？闻一多在小序中说：“以白话，或可得其仿佛，文言直不足以言译事矣。而今之译此，犹以文言者，将使读原诗者，持余作以证之，乃知文言译诗，果能存原意之仿佛者几何；亦所以彰文言之罪也。”但是，闻一多的翻译是努力的。他译这首40行的短诗，“四日而毕，诚已呕尽心血矣。”第二篇是新诗《观雪》。这首诗被教员加了不少双圈，后面还加了批语。闻一多后来把这首诗抄入《真我集》，改题为《雪》。诗的末尾又加了一段说明：“有一次作文课底题是赏雪歌，我就试了一首白话诗。×××先生底评语讲：‘生本风骚中后起之秀，似不必趋赴潮流。’真是可笑，特地把他录下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在清华学校写新诗，国文教员也竟然贬之为“趋赴潮流”，可见闻一多写新诗，也是与当时的传统势力的一个斗争。《雪》未注写作日期。他手抄的《真我集》是按时间为序编排的，并且大都注明写作日期。根据这种情况，《雪》大致写于1920年5月以前。
《雪》，思想深刻，构思精巧，绝非无病呻吟的“赏雪歌”可比。作者描绘了“夜散下无数茸毛似的天花”，如同“死人一层殓衣”似的包裹着世界，它却盖不住“屋顶上的青烟缕”。他进一步歌颂这一缕青烟，正是“诗人向上的灵魂”，“高视阔步的风霜蹂躏世界”，这仿佛成了世界的希望，于是大家欢呼道：“和平到了，奋斗成功了！这不是冬投降的白旗吗？”我们可以想象到，作者写这首诗时，中国正是冰封雪飘的寒冷世界。他希望成为一缕青烟，突破寒冷，永远向上，给这个世界以温暖和希望。这反映了五四时期进步青年要求突破封建的枷锁，抒发了他们决心改造中国的信心和勇气。
《真我集》抄存的新诗，共有十五首：《雨夜》、《月亮和人》（1920。11。14。）、《读沈尹默也作一首》（1920。11。16。）、《雪片》、《率真》（1921。5。14。）、《朝日》（1921。5。12。）、《雪》、《忠告》（1921。5。14。）、《志愿》、《伤心》（1921。5。17。）、《一个小囚犯》（1921。5。15。）、《黄昏》（1921。5。22。）、《所见》、《南山诗》（古诗今译）、《晚霁见月》（1921。7。）。这些诗末尾，原注有月、日，年份是我根据诗篇排列的次序加上的。其中《雨夜》、《雪》、《黄昏》、《月亮和人》（改题为《睡者》）选入了《红烛》，都经过经心修改。
这些诗可说是试笔之作。其中特别应提出来的是《一个小囚犯》。这诗虽未收入《红烛》，但保存着用钢笔写的草稿，以后又用毛笔重新抄过，这表明作者颇重视。它描写家长为了爱自己的孩子，把他整天关在屋子里。孩子忽然听见要求解放的歌声：
“放我出来，
这无期的幽禁，我怎能受得了？
放我出来，把那腐朽渣滓，一齐刮掉，
还是一颗明星，永作你黑夜苦途底向导，
不放我出来，待我都发了酵，更醉得昏头昏脑，
莫怪我撞破了监牢，闹得这世界东颠西倒，
放我出来！”
这首诗以孩子的口吻，写他听到这歌声之后，强烈地要求“放我出来”的思想感情。但是，家长仍横加阻拦，责问他唱歌的人在哪里？于是：
“从此以后，我便天天站在窗口喊：
‘唱歌的人儿，我们俩一块儿出来吧！’
不晓得唱歌的人儿听见没有。”
闻一多感受到当时黑暗现实的压抑，要求个性解放，但还没有找到出路。“放我出来！”这是闻一多喊出的声音！当然，这首诗无论从思想的深刻，还是艺术的成熟来说，和鲁迅的《狂人日记》还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这说明了闻一多在五四时期要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束缚，与鲁迅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我们联系闻一多当时生活的具体环境一一清华园，联系到当时清华学校的主持者制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会更深刻地理解到，闻一多的“放我出来”的呼声，可以说是五四运动中清华学校先进学生的共同的战斗口号。
“五四”以后，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在年青的闻一多的心里，更为发展。《朝日》就称颂“作工”的人为“骄儿”。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朝日：
“偷偷地走到各个窗子前来，
喊他的睡觉的骄儿起来作工。
啊！这样宁静美幻的睡容，
他那里敢惊动呢？
他不敢惊动，只望着他笑，
但他的笑散出热灸的光芒。”
这首诗构思新颖，思想深刻，值得称道。
闻一多把自己最初写的诗题为《真我集》，富有深意，即在艺术上要求抒发真实的思想感情。《月亮和人》歌颂睡着的人，因为不存虚伪，就有“自然底真美，这是何等的美！”《忠告》一诗，是写对月亮的“忠告”，即圆也美，缺也美，只要不躲在乌云后面，露出本相就是美。从这点出发，年青的诗人在艺术上很早就要求有自己的独创性。如《率真》痛骂鹦鹉式的人云亦云的诗人：
“咦！鹦哥，鸟族底不肖之子，
忘了自己的歌儿学人语。
若是世界上哪里去找音乐呢？”
这些诗句对雕琢阿谀、迂晦艰涩的封建文艺是鞭辟入里的批判。闻一多的诗一开始就显示了批判的锋芒。他高呼：“看着现在这牢狱的世界里无事不是痛苦”。可见编写《真我集》中的“我”，已经是受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浪潮的影响的新时代的青年。
《真我集》在诗的形式上，注意努力摆脱旧诗词的束缚，只是偶尔还见到留有痕迹。诗句参差不齐，用韵也无严格要求，写的是当时流行的自由诗。这为我们研究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有益的材料。
从研究律诗看闻一多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系
1921年12月，闻一多在清华文学社作报告：《A Study of Rhythm in Poetry》，可译为《诗的格律研究》。现存英文的详细提纲。这篇报告，讲了十个问题。从诗歌格律的一般理论、外国诗的格律，最后落脚到中国诗的格律。1922年3月，闻一多又写成了《律诗底研究》。它分七章，二十一节，现存手稿。这可能是五四以后最早用新的方法研究中国诗歌格律的长篇著作。
新诗刚诞生时，象胡适那样的诗人，实际上仍受旧诗格律的束缚，就象刚放大的小脚。闻一多在评论文章中强调指出，新诗应该摆脱旧词曲格律的羁绊。胡适从买办阶级立场出发，否认新诗应该建立起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新形式。闻一多斥之为“诗的自杀政策”。以后，郭沫若的诗以火山喷发式的爱国激情，突破了中国古诗的旧腔旧调。闻一多对此作过很高的评价，但又指出，他的诗“洋气重”。他说：“今之新诗体格气味日西。如《女神》之艺术吾诚当见之五体投地；然谓为输入西方艺术以为创倡中国新诗之资料则可，认为正式的新体中国诗，则未敢附和。”“为郭君计，当细读律诗，取其不见于西诗中之原质，即中国艺术之特质，以溶入其作品中，然后其结果必更大有可观者。”闻一多提出建立“新体中国诗”，即具有自己民族风格的新诗，这是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为了促使新诗健康发展，闻一多开展诗歌理论的研究。过去对闻一多的评论，常有过分强调他受外国诗的格律的影响，其实并不全面。《律诗底研究》可以证明，闻一多努力借鉴外国关于诗歌格律的理论，以便总结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他注意的中心，还是要使新诗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尽管他当时没有能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在理论上、创作实践上都作了努力，积累了经验，十分可贵。所以，《律诗底研究》不但是研究闻一多的重要材料，而且是中国新诗史上的宝贵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