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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所以不容掩也。
这话是不错的，可以蒲松龄的一首《杂诗》作证：
脂苇福之偕，狂直祸所丛，
疏懒嵇叔夜，佯狂阮嗣宗。
臣性受父母，焉能强之同。
西施颦眉黛，翩翩若惊鸿，
宁不知其美，新态殊难工！
蒲松龄之所以锐意科举，致志名卿将相，实有他的抱负，可是他不如王士祯来得灵活，所以作出“时文”来，也难得主考官的青目，虽然他的抱负与维持满族王朝的利益并无冲突。
①《倡和集》全四册。此目见于日本人平井雅尾的《聊斋遗稿》一书中，是蒲、孙两相倡和的词集。
②《戏书蒲生卷后》一诗，于《蚕尾集》卷一中为第二十二题，第十四题是戊辰人日《雪行华山下》作。第二十三题下注“己巳十一月初二日”。《戏书蒲生卷后》一诗恰在戊辰之末，己巳之前。蒲松龄的《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一诗，在六卷本编年诗集（钞本）中，也列在戊辰年，正与王诗写作年代相合。戊辰年即康熙二十七年（公元一六八八年），这一年蒲松龄四十九岁，《聊斋志异》初稿撰定。过去有人曾据高珩序末署“康熙己未春日谷旦”和《聊斋自志》的署年“康熙己未春日”的年代，推定为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年）成书，是不确的。
侯岱麟
重印图书要注意学术新成果
已故史学家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及姊妹篇《中西回史日历》，是著名的两本工具书。最近，中华书局重印了《二十史朔闰表》。
关于汉初所用历法，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汉书·律历志》等认为当时沿用的是颛顼历；宋代就有人认为也可能用《殷历》，清代汪日祯《历代长术辑要》则更倾向于《殷历》说。《二十史朔闰表》取《殷历》说，并采用了汪日祯用《殷历》的推算。
1972年，临沂银雀山二号墓出土了竹简历书——《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在没有发现其他重要材料以前，这确是判断汉初历法的依据。《文物》1974年第3期《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一文，因而明确指出“陈垣把太初以前的历法判断为《殷历》，则更是错误的”。该文并推算了汉初朔闰，列有《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朔闰表》。
中华书局此次重印《朔闰表》，似应注意及此，但他们连提都未提到，不能不说是个大疏忽。
苏许
闻一多的手稿（上）
闻一多的手稿，是一份有历史价值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据统计，现存手稿178种，约9021页。从时间上说，包括了从1919年元旦至1946年的作品。内容有新诗、杂文、文学论文、古文字研究、日记、书信，还有不少读书札记、报告提纲、文章片断，确有琳琅满目之盛。
学习作家怎样写文章，如何改文章，直接读他的手稿，是个好办法。不言而喻，研究一个作家，更应该读他的手稿。闻一多的手稿，特别值得重视，还因为闻一多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是他一生的最光辉的几年，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发表演说、文章都不自由，读其手稿可更见其思想光辉。闻一多由于突然壮烈牺牲，他的曲折发展的思想历程，自己还没有系统总结，庞大的研究计划突然中止，不少文章没有最后完成，读其手稿才能更全面地了解闻一多。现在的《闻一多全集》，是在解放前编定、出版的。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不少珍贵资料尚未收入。我这篇文章侧重于对《闻一多全集》尚未收入的珍贵的手稿，作一些初步考察。
《仪老日记》值得重视
闻一多的手稿中，保存着《仪老日记》一种，共39页。这是他在清华学校学习时写的。时间从1919年1月1日至1919年4月14日，要了解五四运动前夕闻一多的思想、生活、学习情况，这是重要资料。
《仪老日记》，工笔正楷，写得象字帖一般。文若其人，字若其人。读其日记，可想见当时的闻一多生活、学习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
这段时间里，正遇期末考试，学习紧张。从1月20日到24日考国文、英国文学、文学史、统计学、修辞学、历史等课。历史课还有课外作业，每人写一篇读书报告。闻一多的选题为《明代燕京城市之沿革》。他除了在清华图书馆中搜集有关资料外，还利用寒假有空，乘火车进城到京师大学堂查阅有关文献，并且主动找教员辅导。闻一多动笔很勤，作《病松诗》、《清华体育馆歌》、译《波兰千年进化纪略》、作《读关睢章记》、英文《二月庐漫记》。他读书更广：《天演论》、《文选》、《史记》、《旧约轶事》、《古文辞类纂》、《清诗别裁》、《英文名家诗类论》。2月10日的日记说：“枕上读清诗别裁。近决志学诗。读诗自清明以上，溯魏汉先秦。读别裁毕，读明诗综，次元诗选，宋诗钞，次全唐诗，次八代诗选，期于二年内读毕。”可见，闻一多读书很有计划。
闻一多朝气蓬勃的刻苦的学习精神，令人感动。清华当时有演说课。1月4日的日记写道：“近来演说课练习渐疏，不猛起直追恐便落人后”。过了两天，他又写道：“演说降到中等，此大耻奇辱也。”这一句话就说明闻一多要求自己十分严格。他并不是光在日记上发一点感慨而已。紧接着，1月7日，他就到钟台下练演说八遍。1月9日又记：“夜出外习演说十二遍。”经过这样的练习，当然熟练一些了，但他仍不放松。1月10日的日记说：“演说果有进步，当益求精至。”北京的一月份，天寒地冻。闻一多却在1月14日，“夜至凉亭练演说三遍”，后寒不可禁，才返回宿舍。但是，回到宿舍，仍不罢手，又“温演说五遍”。第二天，又记“习演说”。经过这样的刻苦练习，他的演说有了进步。我们都记得，闻一多以后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对群众发表演说，说理清晰，感情充沛，具有动人心弦的魅力。他从小苦练过演说，当然也是他以后演说成功的一个条件。
五四运动前夕，新思想不断传来，冲破了清华学校的一潭死水。闻一多读了《天演论》，十分兴奋，称赞它“辞雅意达，兴味盎然，真译之能事也。”他这时已经看出了封建传统思想不得人心，记述了当时清华的“孔教会败腐不足数”。他急迫地寻求新思想，所以对新的东西，都感兴趣。比如当时清华讲圣经，他也去听，想考查圣经能否“检点身心”。但他善于独立思考，称圣经“虽异于儒书，且多近不经”。闻一多当时是《清华学报》的编辑，他在日记上记录了繁忙的编辑工作。原来，他在清华发表了不少旧体诗、文言文，颇享盛名。3月4日的日记明确说：“学报用白话文，颇望成功”。
在这段时间里，闻一多为演剧化了不少精力。实际上，这是他接受新思潮的实际行动。作为一个学生，他也遇到过参加社会活动和读书在时间安排上有矛盾，也曾想过多读书少做事。但他与周围的同学讨论后，毅然决定：“作事时仍可读书”。他把这一点看成“此事一生关键，未可苟且”。可见，闻一多十分重视热心为同学服务。他参加了清华学校的新剧社，是该社负责人之一，还准备组织北京学生新剧联合会。在新剧社，闻一多参加了集体编写《鸳鸯仇》、《巾帼剑》等剧，参加了《是可忍》、《生死趣》的演出活动。他们还进城到第一舞台公演。除了考试期间外，他的戏剧活动十分繁忙。“从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二日凡十七日，剧事最烦，日不暇给，无日记。”4月9日又记：“数月以来，奔走剧务，昼夜不分，餐寝无暇，卒底于成。不贻讥于人，亦滋幸矣。”由于他热心公益，同学赞扬他“精神上的忍耐与躯体上之忍耐俱全”。闻一多在五四运动前夕对时代潮流有敏感，又能身体力行，这是可贵的特点。
最初写的新诗
闻一多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写新诗的呢？他最初写的新诗是怎么样的？要了解这些有意义的问题，就得到他的手稿中寻找答案。闻一多手稿中有两件宝贵的材料：一是他在清华学校时的一个作文本，内有新诗《观雪》一首；二是他自己编了手抄的《真我集》，录存1920年至1921年间写的新诗15首。
这个作文本上共有三篇作品。第一篇是用文言写的《做官邪议》。这篇文章批判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