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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年-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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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
蒲松龄与王士祯


    《聊斋志异》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好书,虽然其中的糟粕俯拾可得,但毕竟瑕不掩瑜,它那判然分辨美丑的光辉,鼓舞人们上进的精义,还是跃然纸上的。因而人们对作者蒲松龄也就大加推重,以至于达到溢美失实的程度,这是不应该的。我们讲究实事求是,就应还作者以本来面目。为了要透彻地认识作者的行为思想的本质,除了正面研究他的一生的活动外,也可以从他的交游人物中去探求,语云:“欲察其人,先观其友”,就是这个意思。本文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探讨蒲松龄的朋友关系中的一个,希望能得到蒲松龄的思想活动的一个侧影,从而也可以帮助探求《聊斋志异》的精华与糟粕的源头,予以恰当的评断。
     
    蒲松龄生前虽有许多世情应酬,可是交游并不算广。知心朋友倒有几个,王士祯(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可是真能知道他俩的交情的人并不多。而不深知的人,却偏又喜欢把偶然听来的一点不甚了然的琐事,加以渲染附会,当作掌故张扬出去,而厚诬其人的后果,却没有人理会。如《三借庐笔谈》卷十记载说:
     
    蒲留仙先生《聊斋志异》,用笔精简,寓意处全无迹相,盖脱胎于诸子,非仅抗手于左史龙门也。……王阮亭闻其名,特访之,避不见。三访皆然。先生尝曰:“此人虽风雅,终有贵家气,田夫不惯作缘也。”其高致如此。既而渔洋欲以三千金售其稿代刊之,执不可;又托人数请,先生鉴其诚,令急
    足持稿往,阮亭一夜读竟,略加数评,使者仍持归。时人服
    先生之高品,为落落难合云。
     
    这条记载,疏漏甚多:既是三访都不见,并嫌他有贵家气,怎么又能在“托人数请”之后,把连卖都不肯卖的稿子,又派人送了去呢?既送了去,王士祯反而用一个夜晚读完全稿,略加几条评语,又叫来人带了回去,是退稿?还是没有讲妥价钱?为什么蒲松龄先踞而后恭,对这位三访而避不见的人物题在原稿上的评语,没有一点受辱的表示,反说时人服蒲氏人品之高,这话又是从何说起呢?真是矛盾重重,而《新世说》的作者对此也毫不审辨地就信手转贩,列入卷六中:
     
    ……王阮亭闻其名而访之,避不见,曰:“此人虽风雅,终有贵家气,田夫不惯作缘也。”
     
    这是一面推重王士祯的风雅,一面又用王士祯的风雅烘托蒲松龄的高洁,真可谓一笔写尽二贤。然而这段记载是错误的。象这类的无稽传说,出自不同人的手笔,内容也大相径庭。如《桐阴清话》卷一记载说:
     
    国朝小说家谈狐说鬼之书,以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为第一。闻其书初成,就正于王渔洋,王欲以百千市其稿,蒲坚不与,因加评骘而还之。……
     
    《新世记》卷二中也有同类的记载:
     
    蒲留仙研精训典,究心古学,目击清初乱离时事,思欲假借狐鬼纂一书,以抒孤愤而谂识者。历二十年,遂成《聊斋志异》十六卷。就正于王阮亭,王欲以重金易其稿,公不肯,因加评语以还之。……
     
    这里所记的,一反王士祯“闻其名而访之”的事,而成了蒲松龄虚怀谦恭地去就正于王士祯,竟引起了王士祯的贪欲,以财势凌人,想收买原稿,所记人品风度,顿非前人,真把人弄糊涂了。其实这后面的两则记载,也不过是抄袭前人的遗说罢了。知不足斋本《聊斋志异·例言》中说:
     
    先生毕殚精力,始成是书。初就正于渔洋,渔洋欲以百千市其稿,先生坚不与,因加评骘而还之。今刻以问世,并附渔洋评语,先生有知,可无仲翔没世之恨矣。
     
    金坛王氏分类选刊本《聊斋志异》中的宋允睿的跋文中也说:
     
    《聊斋志异》为淄川蒲柳泉先生所著。闻书初成,即有以千金购之者,柳泉弗受也。……
     
    这种传说,在没有刻本以前,还没有人记载过。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又相传渔洋山人(王士祯)激赏其书,欲市之不得,故声明益振,竞相传钞”。就是指这样的传说而言。可是这种传说,并不足为据,早有人表示过怀疑。如《冷庐杂识》卷六中说:
     
    蒲氏松龄《聊斋志异》流播海内,几于家有其书。相传渔洋山人爱重此书,欲以五百金购之不能得。此说不足信。蒲氏书固雅令,然其描绘狐鬼,多属寓言,荒幻浮华,奚裨后学!视渔洋所著《香祖笔记》、《居易录》等书,足以扶翼风雅,增益见闻者,体裁迥殊,而谓渔洋乃欲假以传耶?
     
    这是从文章立意和风格上的不同,怀疑上述传说的。直到鲁迅先生纂集《小说旧闻钞》时,才直指出说:“案:王渔洋欲市《聊斋志异》稿及蒲留仙强执路人使说异闻二事,最为无稽,而世人偏艳传之,可异也。……”为什么说它是最为无稽呢?此中颇有缘故。
     
    蒲松龄自十九岁考中秀才之后,就陷进科举的魔窟中去了,直到七十一岁得举岁贡,才算罢手。这也是他锐意功名仕进的一个铁证。在康熙八年(公元一六六九年)他的同乡孙蕙(树百)任江苏宝应县知县,翌年特聘蒲松龄去作书启师爷,蒲松龄就在这一年(康熙九年。公元一六七○年)应聘去了。这时他已三十一岁。明年三月,孙蕙调任高邮,蒲松龄也同他到了高邮。两人在衙署中公退之暇,时相倡和,存有《倡和集》四卷。①有一日,孙蕙问蒲松龄:“你可仿得那一位古人?”蒲松龄作诗回答说:
     
    重门洞豁见中藏,意气轩轩更发扬,
    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
     
    请看,这又是他致志名卿将相,建功家国的另一铁证。蒲松龄直要追比郭汾阳,那能不热衷功名,不望富贵呢!当然也就不嫌有贵家气,也不惯与田夫作缘了。有这样的襟怀抱负而不愿与王士祯交往,是不可能的。况且蒲松龄交结的朋友中,颇不乏权贵人物,又何独多嫌王士祯一人呢!
    康熙十年,蒲松龄辞别孙蕙回到家乡,明年,应本县西铺毕际有(载绩)之聘作家塾先生,这是不得已的事。他教家塾的大目的,固然是为了糊口,但也为了借教学可以温习旧业,为下一场乡试作好准备,一举两得,况非丑事,所以他干的也很踏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王士祯。因为毕际有妻王夫人,是王士祯的从姑母。王夫人晚年时,王士祯曾多次去问候她。毕家和王家虽然一在淄川,一在新城(今桓台),却是邻县,两家居处,相距仅四十余里;在此以前,就有姻戚关系,现在亲上作亲,过从更密,所以蒲松龄在这里与王士祯相识,自是很自然的事。
    蒲松龄旅居江苏宝应、高邮两县及在南游往返途中,不仅搜集了许多故事的素材,为以后写《聊斋志异》充实了篇幅,并且沿途随感兴所至,也写下了许多的诗,后来他把这些诗汇为一册,定名《南游草》,共收诗七十九首。及至与王士祯结识后,曾将此《南游草》拿出来向王士祯请教。他在给王士祯的信中很谦卑地写道:
     
    松留心风雅虽已有年,然东涂西抹,其实无所师授。少苦鲍谢诸诗诘屈不能成诵,故于五古一道尤为粗浅。近妄拟古作,寄求指南,冀不吝数笔之涂,亦犹在夷貊则进之耳。(《聊斋文集:与阮亭司寇书二》)
     
    为什么蒲松龄这样谦恭地对待王士祯呢?一则是王士祯长蒲松龄六岁,二则是王士祯自考中进士之后,一路顺风,青云得意,并在当时诗坛上独标神韵,被誉为一代诗宗,又好以奖引人物自矜,所以蒲松龄很希望通过王士祯的关系露一露头角。他请王士祯评阅《南游草》,还只是一个开始。王士祯披阅了这册诗稿,也毫不苟且地、认真地作了评语,如评《宿王家营》说“近古”,评《寄家二首》说“二作可谓毫发无遗憾矣”,评《挽淮阳道》说“起语陡健”,“苍老几近少陵矣”,评《为友写梦八十韵》说“缠绵艳丽,如登临春结绮,非复人间闺闼”等(以上具见钞本《南游草》)。不仅此也,以后蒲松龄还曾拿出他的文章请王士祯评阅,王士祯也写了些评语,如评《清韵居记》说“得《离骚》之神”,评《蜗庐记》说“一粟米现大千世界,真化工之笔”,评《上孙给谏书》说“写恶官势焰,摘心剜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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