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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年-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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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也还在演对台戏,比如一台白蛇传,就有赵燕侠、刘秀荣、吴纪敏等同时上演。
    连想到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好象是不怎么提倡演对台戏的。国外名家,一经谁人翻译,似乎就成了定局,不再准别人问津了。这样也就失去了比较和鉴别,只好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唱单台戏,好坏就是它,爱看不看!其实这并不一定是译者的意思,出版社更要负些责任。前几天见报载,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张万里译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我举双手表示欢迎。因为前一段曾出版了张友松、张振先二位合译的此书,这对台戏就算是唱上了。读者可以对照原文,学习比较两种译本的长处。尽管有人说张万里的译本,北方口语味儿太浓,尽管振先先生又是我的恩师,可我还是觉得张万里的译法,更能传马克·吐温之神。
    有比较,才有鉴别,才有发展。出版界是否也可多唱几出必要的对台戏呢?

嵩生
古旧书摊何处寻?


    古旧书摊何处寻?新店屹立冷森森。柜内店员自笑语,“城外”读者空高音。文化胜地购书难,武将长镜辨名真。惟愿华更灿烂,围解书多尽欢欣。
    以上是我最近在北京逛了仅有的几个旧书店以后写的一首打油诗。现在买新书不易,买旧书更难。诗中提到的“武将长镜”,指军用望远镜。
    北京的旧书店减少得太多了。过去,琉璃厂、东安市场、西单商场、隆福寺(恕我这里沿用旧名,因写的是过去),出售旧书的店、摊鳞次栉比,细逛,半天也逛不完;现在呢,仅琉璃厂、东风市场、西单商场和前门大街各有一家旧书店,其余全都转业。
    仅存的四家旧书店出售之书,品种极少。过去的旧书店、摊,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应有尽有;现在大多是过时很久的科技用书,文史哲经空前的少。过去,不少书对卖主来说,是不需要了,而另一些人则十分需要,有的甚至是出版不久的;现在则一般都不是人们所很需要的。过去,旧书店、摊出售各种过期不久的期刊;现在则很少,琉璃厂、东风市场一本也没有。
    过去,旧书店、摊都是公开的,现在有几家不公开的“内部发行”的旧书店(机关服务部),书的品种稍多,但似也不如过去。
    提出以下四点建议(理由不必说了):
    一、旧书店一律公开,废除“内部发行”。机关服务部可以作为附设的部分。
    二、增加出售旧书的网点。
    三、尽可能扩大收购旧书和过期期刊的业务,以增加上市旧书刊的品种和数量。
    四、旧书店一律保持开架,包括附设的新书代售部分。
    外地也存在类似问题。我最近去成都、重庆,那里的旧书店情况就和北京大致相同。

韦芜
从售单脚鞋想起的


    有一天与朋友来到商场鞋柜前,他要买一只鞋。售货员满足了他的要求。我很有感慨。成双配套的东西丢了一部分,带来的麻烦是可以想象的。书籍又何尝不是这样?去年初,我在书店买得《宋史纪事本末》第一册,后虽多方联系,至今未买到第二,三等册。前不久,承蒙北京市新华书店邮购部关照(我非常感激他们),千里迢迢给我邮寄来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但只有上册二分册、下册一分册,“头”和“尾”都没有。
    成套的书应该成套卖,可避免不易配套等问题。但希望成套的书也能分册拆卖,象单脚鞋零售一样,帮助急需补齐配套的同志解决困难。为了有计划地供应,是否在全国能指定几家书店承办这项业务(包括邮寄),并出广告告诉大家。

耿燕鹏
“文明棍子”论


    现在,“四人帮”粉碎已二年多,棍子和打棍子这一类事应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是,由于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还仍然存在,习惯势力还仍然存在,特别是“四人帮”造成的后遗症更为严重,比如无限上纲,乱扣帽子,简单粗暴,影射比附,至今还束缚着相当一部分同志的精神。有的同志对学术理论问题爱作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结论。“四人帮”肯定了的一概都是坏的,“四人帮”否定了的一概都是好的;而且说好就是十全十美,无可挑剔,说坏则一无是处,不可救药。因此,在思想学术界,对理论问题的探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对文艺创作的争议,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打棍子的现象。尽管这种棍子和打棍子的表现形式既不同于封建专制时代,又区别于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可以说,棍子是“文明棍子”,打棍子也巧妙得多。
    第一,往往借“高举”为名,以维护“旗帜”为理由,给人扣上“砍旗”的帽子,打人棍子。这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表现尤为明显。最近,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讨论,有人又使出这一招,说什么给合二而一翻案是要否定一分为二,是“砍旗”。
    第二,盗用“四项基本原则”和“安定团结”,作为打人的棍子。有人煞有介事,指责解放思想搞乱了、背弃了马列主义,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某高校一位理论干部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言谈了一些看法,回校后竞让他在总支书记会上检查,理由是违背了四项基本原则。此类例子各地甚多。
    第三,手法上,以“尖锐”为盾牌,挥舞棍子,攻击对方。我们有些同志,抓住人家的一个漏洞,大做文章,上纲上线,名为尖锐,实质打人。也有出于成见,互不服气,互相抓辫子、打棍子。文章是要尖锐泼辣,要敢于批评,我们赞成理论的尖锐,赞成有分析的批评。但是扣帽子、打棍子,不是尖锐,不是正确的批评态度。
    这几种情况和社会上出现的右倾和极左两种思潮,尤其是极左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极左思潮貌似革命,摆出一副公允的面孔,挑剔、指责,动辄扣帽子、打棍子。毫无疑问,它来自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有的甚至就是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余孽。他们就是要把“四个坚持”拉回到林彪、“四人帮”所歪曲篡改的道路上去。从这一点看,极左思潮也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产生棍子和打棍子的现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某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用行政方法处理理论问题。理论问题是不能靠行政命令来解决的。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不能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学术论争。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简单、粗暴的态度;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允许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允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于在学术问题上犯了错误的人,经过批评和讨论后,不要他写检讨文章,更不可一棍子打死。在学术界,对于某一学术问题已经做了结论之后,如果又发生不同的意见,仍然允许讨论。所有这些,并非个人见解,而是中共中央三令五申的原则。可是我们一些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却置若罔闻,以行政手段对理论问题进行粗暴干预,有时竟不听分辩,施以棍子。举一个例子:去年某大学学报发了两位教师的一篇文章,据各方面分析,文章从观点到内容都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可是上级党委、宣传部门在接到一封读者来信反映有“砍旗”之嫌后,不作分析研究,下令追查责任,要学报停刊检查,并调查作者及文章写作背景。所幸有人顶住,作者才免受其害。象这样对报刊发表的某些文章,读者有不同意见(甚至有个别从派性、成见出发写的读者来信)的情况很多,有的报刊就转至作者所在单位处理,如果单位领导不加分析,作为整人材料,派作打棍子的用场,作者岂非天大冤枉,又要出现新的冤、假、错案!
    为使棍子和打棍子一类事情不再发生,必须真正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坚持三不主义,发扬学术民主。这就是说,一要有自由争鸣的风气,养成争鸣的风度。注重于学术研究的论争,严禁打棍子,发现诬陷、造谣、恐吓、辱骂者,应严肃批评,个别严重者应绳之以法律,告他诽谤罪。二要反对以行政命令干预理论讨论。不能以行政的方法来处理学术问题、管理学术工作,而要代之以符合学术理论发展的方法,以有利于学术理论的发展为前提。这就要严格区分政治问题和学术理论问题,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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