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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全部人类文化，不是采取仇视、害怕和禁止的态度，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同时我们也有信心，代表人类最高水平的无产阶级文化，能够战胜一切敌对思想，能够克服过去文化的缺陷，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创造出更高的文化。因此，我们不采取“禁书政策”，不禁止人民群众接触反面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二十二年前批评过一些共产党员，说他们对于反面东西知道得太少。他说：“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6页）毛泽东同志特别警告说，对于反面的东西，“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同上，第349页）
连反面的东西都不要封锁，对于好书，那就更不应当去封锁了。
当然，不封锁也不等于放任自流。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和阅读，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种玷污人类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因为这类图书，根本不是文化。它极其肮脏，正如鲁迅所说，好象粪便或鼻涕。只有甘心毁灭的民族和完全腐朽的阶级，才能容许这种毒菌自由泛滥。当然这种毒品是极少的。对于研究工作所需而没有必要推广的书籍，可以少印一点。但是不要搞神秘化，专业以外的人看看也是完全可以的。世界各地的各种出版物，都要进口一点，以便了解情况。有的要加以批判，有的要取其有用者为我所用。不要搞锁国主义，不要对本国保密，当然也不是去宣传。至于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则应当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是提高我们民族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不可缺少的养料。不要前怕虎，后怕狼。要相信群众，要尊重历史，要让实践来检验书的质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人民群众喜爱的书籍，必有它存在的价值。这是我们和书打交道时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现实。
在书的领域，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好书奇缺，是一些同志思想还不够解放，是群众还缺乏看书的民主权利，而不是放任自流。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迫切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书。应当打开禁区，只要有益于我们吸收文化营养，有助于实现四化的图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都应当解放出来，让它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纯”。空气里多少有点尘埃，水里多少有点微生物和杂质。要相信人的呼吸器官能清除尘埃，消化道也能制服微生物。否则，只好头戴防毒面具，光喝蒸馏水了。打开书的禁区之后，肯定（不是可能，而是肯定）会有真正的坏书（不是假道学所说的“坏书”）出现。这是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也用不着害怕的。让人见识见识，也就知道应当怎样对待了。
李洪林
解放“内部书”
前些天，听到一位同志偶尔谈起内部发行图书的情况。据说，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七年，光北京的各出版单位内部发行的图书就将近一千五百种，有的出版社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图书都是内部发行。内部发行的书太多，读者看不到，买不到，也就显得这些年来“书荒”现象更为严重。
一些书之所以被定为内部发行，据说“理由”颇多。
“理由”之一，是“唯心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不宜公开。”被列入这类的是否都是吓人的毒品，姑且不论。就算是吧，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受了多年马列主义教育的人民的面前，这些东西就那样可怕吗？例如，马赫《感觉的分析》，伯恩施坦、考茨基这些老修正主义者的言论集，难道人们一接触，就染成不治之症？其实是杞人忧天。我看，让我们的青年（当然是能读而且愿意读这些书的青年）接触这类反面教材，也算是经风雨见世面，不做“温室的花朵”，有何不好？至于研究工作者需要这类书，就更不待说了。
还有不少可以斟酌的“理由”，这里不一一罗列。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象《通鉴纪事本末》、塔列尔的《拿破仑传》、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类研究历史的资料书、学术论著，有什么理由不能公开发行？
多年来，内部书要按级别分配，也是一大发明。某些书“限省军级”，某些书“限地师级”，似乎级别越高，保险系数越大，而真正需要它们的研究机关和研究工作者，却常常望书兴叹！这些要“保险”的书，成了政治待遇，有权购买者不见得去浏览，而不少则流入一些青年之手，辗转传借，以至不明下落。有位同志慨乎言之说：“内部书在知识青年中泛滥成灾。现在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内部书。此风不戢，如何得了。”我倒不是说这些青年不可以接触内部书，而是证明按级分配往往同力求保险者的原意大相迳庭。
最近，听说出版部门在扫荡“四人帮”的妖氛毒雾之后，思想大为解放，原来内部发行的《战争风云》准备公开发行了，照老框框本要内部发行的《西行漫记》、《尼克松回忆录》，也决定公开发行。这确是读书界的一大喜讯。我希望出版界的同志们思想更解放些，让更多的“内部书”突破框框，解放出来，公诸读者。
雨辰
制止“侵吞”
当前，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存在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纸张严重缺乏，许多有价值的书印不出或印数很少。另一方面，却有大量书刊被浪费！比如，一些单位用公款购买各种各样的书，而且多半是大部头，不分对象，不讲需要，每人发给一套。有许多领导机关，经常动用公款买书刊送给领导，什么常委以上，付主任以上，副书记以上，按级发。特别是遇到新华书店拨来几十部热门书，就更不讲需要与否，照例是常委每人买一套，专需此书的宣传部门、理论部门连影子也看不到。这些书刊送来之后，有的还荣幸地被主人“光顾”一下，有的则随便往什么地方一扔，等待它们的命运是尘封鼠啃，或者回炉化浆！如果大大削减被这些办公室所“侵吞”而且白白浪费掉的书刊，用节约下来的纸张印刷其他更有价值一些的书，供给人民学科学、学文化，其作用不是更大得多吗？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作，为什么不学会这样作呢？
最近翻阅《列宁全集》，才知道，原来这也不是一个新问题，列宁在二十年代初期就已为这个问题发过议论，写过文章，下过指示。列宁严厉地批评过大量书报“被‘苏维埃官僚主义者’侵吞了”、“被拿去‘卷纸烟了’等等”现象，主张削减分配给公务人员的份额，让广大追求知识的群众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书刊。列宁说：“工农群众追求知识的热情是巨大的，想受教育和建立图书馆的愿望是强烈的，这是真正的‘人民的’愿望。但是我们还极不善于保持和巩固人民的这种愿望，极不善于正确地满足这种愿望。”如果我们也能按照列宁的方法去做，减少免费供给各办公室的书刊的份额，压缩一切不必要的用纸；如果把“苏维埃官僚主义者”浪费的书刊纸张节省下来，就可以“给人民提供重要的和有价值的文献材料，普通教育的教科书，农业教科书和工业教科书。”这样做，既节约了纸张，又满足了人民学习的要求，还打击了“苏维埃官僚主义者”身上的官僚主义习气，何乐而不为之！
辛山
海关这一关
国家要现代化，科技在引进，文艺也有个借鉴的问题。回想“四人帮”时推行愚民政策，禁锢思想，广大读者与外国隔绝多年，致使我们对外界情况知之不多，有时甚或一无所知。这种状况大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大不利于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大不利于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成长。打倒“四人帮”，这种状况开始改变，然而也有至今不变或改变不大的。其中，海关便是一个。
近年来，国外的朋友们曾寄来大批外文图书，许多都被海关以“不合规定”的罪名打了回去。什么规定呢？对不起，“内部掌握”，不能出示。过去的“文艺书籍一概不准”，姑置勿论；“四人帮”垮台，中文莎士比亚解放，洋文莎士比亚才获准入境。可惜不是所有外文书都有中译本！既不准进，当然也就无从译。先有蛋？先有鸡？还是那个老故事。现在的“规定”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