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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夫人风趣地说：“送这顶帽子时，我们家中还有过争论。我认为帽子应属于中国，女儿西安认为帽子是爸爸的，应该留作纪念，她和哥哥克里斯多弗都戴着这顶帽子照过相。后来还是决定送回中国。但当我送到革命历史博物馆以后，他们又送我一个漂亮的盒子，我不知是什么，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顶复制的帽子，和原来那顶一模一样。”这样，孩子们的愿望也都满足了。斯诺的两个孩子，在《我热爱中国》中斯诺夫人有很生动的描述，他们现在都很大了，也都在为促进中美人民友谊而努力。斯诺夫人这本著作的编辑工作连孩子们也都参与了，连西安的男朋友也是一位帮助这本书拍摄洗印照片的积极分子哩！
鉴于过去的教训，我们这次当然要就斯诺著作今后的出版问题向斯诺夫人详尽征求意见。斯诺夫人听了我们的介绍以后，干脆利落地说：“埃德和我写的东西，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你们什么时候想出都可以，不必征求我的意见。”
同安娜·利泽同志的两次访谈，是在同斯诺夫人访谈完全相同的氛围中进行的。很凑巧，有一次访谈的旅馆房间，也正好是斯诺夫人刚住过的。
安娜·利泽今年七十多岁了，她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四十三年前，她与一位中国革命者在德国结婚，一起来中国。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她都在我国，帮助和支持我国革命。她同周总理、邓大姐和宋庆龄副委员长都很熟悉，很多老同志她都认得。一口熟练的中国话，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了解，都使我们如对一位老同志谈论家常，而不是在访问外国朋友。
安娜·利泽同志在德国出了一本著作《我曾为毛而战斗——一个德国女性经历的中国革命》，我国要出中译本。这本书记述作者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见闻，对我们党坚持抗战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作了翔实的报道。国际上对这本书评价很高，日本、法国都出版了译本。日译本改名为：《嫁给革命的中国》，后来香港又据日译本出版了中文译本。
我们从这本书谈起，请安娜·利泽同志讲讲写这本书的情况。她说：“这本书是为德国人写的，尤其为德国妇女写的。德国妇女对中国革命了解很少，尤其是因为当年纳粹法西斯的统治，不了解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况。原来的书名也适应了国外的情况。”她同意中译本改用一个更合适的名字。我们提出，可否用她著作中“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语为名，她欣然同意。
安娜·利泽同志说，她想不到这本书对中国读者也有用。不过，她停了停又说：“对于中国的青年人，看些讲过去革命历史的著作，对于他们倒是有好处的。”安娜·利泽同志深知旧中国的黑暗，又亲身体验着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自然感受更加深切。她说，看一看中国的现状，再同旧中国比较一下，真是不知怎么说才好。她这次来中国，就是想到过去住过的地方看看，亲自了解解放以后中国的伟大的变化。她答应等去外地访问归来后，给这本书中译本写一篇序言，专门讲讲这个问题。半个多月后，安娜·利泽同志果然不爽前约，写好序言并一段段读给我们听。她历述延安、西安、重庆解放前后的变化，最后指出：“在中国，年老的一代还知道那可怕的过去，记得苦难、压迫和剥削的全部情况，同时也记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所进行的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人民得到解放的英勇斗争，而中国青年人则没有经过那些岁月。所以，应当让青年人也了解过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今天，更加努力地为明天而工作。”
我们请安娜同志谈谈自己的经历，她很客气地说，关于她自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她原先只是一个贫苦家庭出身的女孩，虽然上了大学，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但她反抗法西斯，倾向进步。在中国的经历，前十年都已写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这本书里，后十年（1945－55）她也正在写。后来，当我们说起在“四人帮”统治时期压制出版友好人士著作，并请她谈谈外国友好人士情况时，她顿时精神抖擞地说开了。她说：“《西行漫记》这本书真是该翻译出版，它就是过一百年也是有用的。”她认为，在整个中国革命过程中，为中国贡献力量的外国友好人士多得很，有许多至今藉藉无闻，出版社应当搜集资料，把他们的情况写出来。她随便举出几位朋友，都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抛弃自己的舒适生活，来中国帮助工作的。有一位朋友在新四军工作了很长时间，死在中国，她的遗物至今还由安娜·利泽同志保存着。象这样的朋友，都是值得纪念的。安娜同志谈到这些，兴致极高，可惜的是，她还有别的约会，不允许她尽兴谈下去。她答应到德国以后，再与我们通信交换意见。
作为出版者，我们当然还是要问一下安娜同志，她对出版自己的著作中译本还有什么要求。完全同斯诺夫人一个态度，她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
访问两位外国朋友，得到一个同样的答复，都表示自己的著作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还有什么结果会使我们这些编辑、出版工作者觉得这些访问更圆满呢！
沈明国
“美国社会学协会”
二十世纪初，美国社会学的独立还不明显。好些社会学家参加了历史、经济和政治学协会。1905年十二月，约一百名社会学家在巴尔的摩集会，成立了“美国社会学学会”，后改名为“美国社会学协会”（The Ameri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1906年举行第一次会议，沃德当选为第一任会长，并将《美国社会学杂志》定为会刊。1936年中断了与这个杂志的联系，另行创办了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美国社会学评论》）。
到五十年代前期，该协会会员发展到四千人（包括学生会员）。到六十年代早期，在华盛顿设立了全国办事处。1966年，协会创办了The American Sociologist（《美国社会学家》）。
“美国社会学协会”出版了好些刊物，如Sociometry（《社会成员心理研究及测定》），刊载有关社会心理学的论文；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教育社会学杂志》），后改名为The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The Journal of Health and Hu…man Behavior（《保健和人类行为杂志》），后改名为The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保健和社会行为杂志》）；Foot…nots（《美国社会学协会通讯》）。
魏章玲
词义·文体·翻译
近年来有两个方面的发展，值得引起翻译界的注意。
一是翻译的规模越来越大，质量也显著提高，而且这是中外皆然，已经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二是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见解，可能会对讨论翻译问题有点帮助。
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对第二点简略地说些粗浅的看法。
一
翻译者必须了解原作的意义，然而确定意义却大为不易。通过词义学的研究，人们可以看出：
1。词义不是简单地一查字典就得，而是要看它用在什么样的上下文里。试看下面几例：
Out in the west where men are men。
Do you mean funny，pecu…liar，or funny，ha，ha？
He helped many young wri…ters to find themselves and then to find publishers。上面两个men，两个funny，两个to find十object都是意义不同的，而其不同正是靠上下文来体现的，并且正因同一词在一句中有两义，才使这所说的话显得有点风趣。无怪乎颇有影响的英国哲学家Wittgenstein说：“The meaning of a word is its use in the lan…guage。”向来强调上下文（context）重要的现代英国语言学派的创始人Firth则更进一步说：“Each word when used in a new context isa new word。”
上下文的重要，凡是翻译者都是深有体会的；但是我们要补充一点：上下文不只是语言问题。说话是一种社会行为，上下文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社会场合或情境，正是它决定了词义。上面第一例如果没有out in the west，亦即没有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大批白人涌向西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