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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严重，处境极为险恶，战友一个个倒下去，吴晗仍然无所顾虑地继承他们未完成的事业。在解放前夕的北平，他仍然是在教授中反蒋、支持民主运动的最活跃的分子。讲演、发通电、写宣言、找人签名、开座谈会、写文章、出刊物，忙个不停。这时我正流亡香港，在那儿还从北平寄来的地下刊物上看到他写的文章。由于他特殊的文风和文体，虽然化了名发表，也还可以从中认出他来。象他这样硬铮铮的汉子，是绝不会被无声手枪吓倒的。他同样具有闻一多那样明知有危险仍要做、仍要去的精神。我们虽远在香港，可是却很为他的安全担心。他一直坚持到一九四八年“八·一五”大逮捕以后，清华遭到搜查，实在无法开展工作，非走不可，才离开清华园。
一九四九年初，在刚刚解放了的北平，我们又重晤了。当我到他家书房时，他拿出他的手稿《朱元璋传》给我看，并说这部稿子，在他进入解放区平山时已经送给毛主席审阅过了。并向我描述了毛主席接见他的情景，转述了毛主席对这部书稿的意见，言谈中充满了敬佩之情和幸福感。
解放初期八、九年我在编内部刊物，没有去找他写文章，甚至搞书评杂志、搞报纸副刊编辑工作时，都没有去找他写文章。总误以为他地位不同了，不会再写文章。其实是我错了。
一九五七年，我在一家报纸工作，所经手组织的杂文几乎都遭到了批判。我联系的杂文主要作者纷纷被打成右派分子。我这个走名家路线的编者也就登时失去了衣食父母。可是工作还要做下去，副刊也还在天天出版，杂文还要找人去写。在那文网大张，文字狱大兴的日子里，人人视写杂文为畏途。在这组稿工作艰难，走头无路的时候，才又重新想到吴晗。约请他写些文章，打算在报纸上开辟一个专栏“读书札记”，以打破寂寞的空气，也免得每一篇都要跑出去组织的麻烦。搞“读书札记”当时也是担风险的，因为很容易“厚古”，而陈伯达当时正在拿这个“厚古”的棒子到处找人打。然而，吴晗同志勇敢地承担了这个任务。开辟这个专栏之后反应还好。读者反映不去说了，同业反映极为强烈，有的报社来问作者刘勉之是谁？我们未便保密，告诉他们就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并代为介绍去找。以后吴晗就为该报另外写了一组文章：《古代的战争》、《古代的斗将》、《斗将的武艺》、《阵图和宋辽战争》、《明代的火器》等等。有的出版社也来人，说这个专栏告一段落时，他们要汇集出书。问作者是谁，好去联系预约。后来果然出版了，这就是《灯下集》。
自此以后吴晗为报纸刊物写文章的兴趣特浓，劲头越来越大，越写越多，如泉水一样流个不停。一九五八年，正是吴晗同志解放后写作最旺盛的时期。他在《一个倡议》一文中说：“这一年，全民大跃进的一年。我写了十万字左右的杂文，预备出一本杂文集；编了解放前写的一部分杂文，题名《投枪集》，不久可以出版。”不但写的多，而且出了书，连解放后八、九年一直没有出、没想出的解放前写的杂文也整理出版了。反右后的一九五八年不是很多杂文作者都搁笔的年代吗？别人都不写了，吴晗反而大写特写杂文，打破沉寂空气，在报上三天两头有他的作品出现。笔名真名并用。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新建设》、《前线》、《历史教学》、《戏剧报》上都可以找到吴晗的文章。
“为什么过去九年写得很少，这支笔几乎重得不能使了呢？”吴晗这样问自己。九年指的就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这九个年头。解放了，吴晗搁笔了，他自己的答复是：“因为还有些思想问题，自己原谅自己，工作忙，写不了，其一也。即使有时候有点时间，但很零碎，今天写几行，隔多少天再接着写，文气不贯，写不好，索性等有时间再写，其二也。更主要的是以为自己并非作家，写作是作家们的事，干吗不度德，不量力呢？其三也。还有，业务水平不高，理论呢，更谈不上，不写——横竖没有写的任务，可以藏拙，写了出了错，反而受批评，畏首畏尾，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其四也。”总起来他认为：“这八九年来，原谅自己多了一些，写得就很少。”然而吴晗并没有一直原谅自己，以后他写了，并大写特写。
吴晗同志是在许多有才华的杂文作者被打成右派之后才重新在寂寞的文坛上出现的。所以有这么一段八九年的几乎近于写作上的空白。除了他自己说的原因之外，从客观上说，恐怕报刊编辑没有去逼他写、挤他写也是一个原因。我想我们作为报刊编辑组稿者也要负一定责任。不过反过来说，如果在一九四七年以及反右前夕写多了，吴晗很可能因杂文而获罪，成为“书生之累”。如果那样，就可能不会有《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那几本杂文集问世，甚至连解放前写的文章汇编成的《投枪集》也不会在一九五九年出版的。
吴晗写文章信手拈来，真是古为今用的能手。他曾在《春天集》序里说，“读了几十年的历史，似乎养成了一种癖好，不管什么题，总得扯上一点历史，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他是明史专家、大学教授，能为报纸写通俗的历史小品之类短文是不可多得的作者。他不仅仅写大著作如《朱元璋传》，可也从来不小看在报屁股上发表历史小品这样的小玩艺儿。
吴晗和中央负责同志周恩来同志、陈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常有所接触，见闻极广，新精神特多，思想极为活跃。他常常和我们谈起，昨晚某个宴会上总理说了些什么，陈老总又讲了些啥，等等，比新闻单位的传达，还及时具体。我辈有新闻鼻的记者、编辑也深感望尘莫及。更重要的是他决不白听。他不仅口头宣传，并且善于根据这些精神意图，旁征博引写成文章。我等编辑在这样的作者积极分子面前只有文责自负，来稿照发这一条路了。我们一般编辑组织稿件都是转达领导意图精神，出题请作者撰文。编辑组稿者由于水平不一，转述精神时往往走样，作者领会精神也极易有偏差。报纸刊物需要这样那样的文章，往往很急。有时找不到合适的作者，或作者写来的又不是要宣传的那个意思，可是又非有这样的文章配合不可，这时，就只好由编者自己硬挤。我们编者如果有象吴晗这样的作者，那就可省事多了。甚至有时往往从他已送来编辑部的存稿中，就可以找到合乎新精神意图的稿件。象他这样的作者，编者认识几位，就不再愁没有配合形势的稿子而抓瞎了。
一九五九年春郑州会议召开时，我下放到苏北泗阳去种了一年棉花。临走前我将我的作者关系交了出去，吴晗的关系是交给一位女同志的。我陪同她找了吴晗，以后就由她去联系了。就在这年六月十六日报上发表了吴晗的《海瑞骂皇帝》。据后来得知，这篇文章是吴晗同志听了毛主席号召要人学习海瑞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而写的。根本不是编者心血来潮，出了这样的题目约请吴晗写的。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七年就号召我们要有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的精神。拉下马能行，骂骂又有何不可！《海瑞骂皇帝》这篇杂文的发表几乎比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举行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八届八中全会早三个月。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是在这会之前就酝酿写作了。想不到吴晗同志竟因此罹入文网。
一九五九年我在泗阳时，吴晗同志还把他的《投枪集》寄我一册。在扉页上他特别写到一九四六年夏他路过上海挥泪写《哭一多父子》的事。还说这本集子里就有几篇文章是解放前我挤出来的。这本书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日子，就成为我受株连不可辩解的铁证。可惜那些好汉们把书侵吞了，迄今仍未退还给我。如果仍在手头，拿这扉页制版印出，不是很可以说明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作者和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