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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十年代曾任生活书店总编辑的张仲实同志回忆：
“韬奋同志在接办《生活》周刊以后，非常重视读者来信，特设‘读者信箱’栏，用‘信箱’方式给读者解答各种问题。……韬奋对读者来信，都认真予以答复。他对于处理读者来信，从来不认为是麻烦事情，而且感到莫大乐趣。他自己说：‘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他还说：‘当时我们的答复（读者来信）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不肯马虎，鞠躬尽瘁，写而后已。’这样，《生活》周刊就同广大的读者建立了密切联系，从而获得了千百万读者的同情和支持。”
这番话，非身历其境的过来人是不会体察的。
我们知道，韬奋同志一向是忙人，从看稿、改稿、发稿到看清样，他都事必躬亲，一手经营。抗战时期，他担任参政员，社会活动也多起来了，而《抗战》是三日一发刊，编辑工作异常紧张，天天不闲着。他这时奔波于汉口、武昌之间，自己又要写稿，却还挤出工夫阅读来信和回信。他对我的每次去信，都是有答复的，即使有时事忙，也口授意见由人代笔，他审阅信稿后，在信尾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发出。（据了解，当时生活书店人手并不多，不象现在有的报刊编辑部有百十来个工作人员。）这样，使读者或作者亲切感到刊物是自己的，而编者——作者——读者之间水乳交融。刊物真正反映群众的要求，得到群众的支持与信任，它才能在群众中扎根，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
使我感触至深的是韬奋同志对作者的信任和对作者劳动的爱护与尊重。当他知道我即将去二战区山西八路军总部驻地采访，便建议我趁便上延安访问，取得关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手资料，并邀我为《抗战》三日刊的特约通讯员。1938年四、五月间，我在这个刊物上连载的《边区实录》，都经过他亲自斟酌改定然后发稿的。他改稿的原则是宁删节而不增益，使文字更洗炼而不以辞害意。我读了发表的文稿，自己就能体会为什么要那样修改，对提高思想水平和写作水平很有受益。至于不用的稿件，在退稿时，也决不采用冷冰冰的打印退稿信，以“来稿不合本刊要求”一类套语打回票，而是用手写的信函说明退稿原因，建议怎样修改后试投某某报刊。韬奋同志是十分爱护与尊重作者的劳动的。据有的同志回忆，在敌机空袭时，他别的可以不管，总是首先抱着作者的稿件走进防空洞。韬奋同志认为，作者的文稿是报刊首要的财富。1938年六月，我从广州寄去一篇关于广东人民抗日武装的报道和评论，历时三个月尚未见发表。我想，一定是稿子质量不合格，退了回来，而当时长江中游战事吃紧，生活书店忙于西迁，邮件中途遗失了。不久，我又去了沦陷敌后的上海工作，十一月间辗转在另一个刊物上发现转载该稿，才知道原稿已由韬奋同志于兵荒马乱中亲自携往重庆，在《全民抗战》的某一期上发表了。这事情虽小，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却远远超过这篇微不足道的文稿本身。从兹十几年过去了，解放后，我担任某单位的机关刊物的编者，回忆往事，萦怀故人，心情久久不能平定。
舒諲
《何其芳诗稿》
本书是作者于1952年至1977年所作新诗和旧诗的结集。
新诗部分，有抒发对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祖国的情意的，如《听歌》、《回答》；有回忆革命战争年代和讴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如《北京的早晨》、《我好象听见了波涛的呼啸》；有悼念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有控诉万恶的“四人帮”的；等等。
作者于1963年开始发表旧诗——七绝，1975年以后又写了一些七律，本书共收55首。
本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附有作者的照片和手迹。作者爱人牟决鸣同志为本书写了后记。
马
忆吴晗
我以记者编者的身份和吴晗同志相识，是一九四六年七月的事。
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正磨刀霍霍准备大打的时候。日本投降，毛主席到了重庆，周副主席奔走于沪宁道上，各地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昆明是西南联大所在地，民主人士集中，思想活跃，国民党极为仇视。这里特务活动猖獗，白色恐怖严重。一九四五年底就发生了一二一屠杀于再等四人的大惨案。一九四六年夏继七月十一日暗杀李公朴之后，十五日闻一多又遭毒手。
我那时正在我党《新华日报》上海筹备处工作，国民党不批准出报，我们就出版了《群众周刊》，起了代替报纸的作用。一天领导同志告诉我说，闻一多被暗杀了，他的好朋友吴晗刚到上海，你赶快去组织他写一篇悼念文章。我连忙按告诉我的地址找到了吴晗路过上海临时住的朋友家。那时正是夏天，气候炎热。我说明来意，他就搬来了一张小桌放在院子阴凉处，磨墨展纸，边哭边写，我就坐在他旁边等着他写。这就是《哭一多父子》那篇文章。这时好象是闻一多遇害的第二天，当时得到的消息仅仅是初步的情况：闻一多中弹倒下去的时候，陪着一同出去的闻立鹤，立刻扑上去，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爸爸。但是，特务的枪弹把他打翻，立鹤身中五弹，肺部被打穿，一颗子弹离心脏只有半寸，右腿被打断了，伤势十分严重。他被送进危重病人的单间，看来是无可救药了。反动派暗杀了闻一多，还想夺去这年仅十八岁的生命。从继续传来的消息，才知道立鹤死里逃生，居然得救了。现在留传下来众所周知的这篇文章的题，就是删去了《哭一多父子》中的“父子”二字，成了《哭一多》。解放后还选入语文教材。
吴晗对我党报纸的编辑记者，一直是另眼相待，视为自己人，推心置腹，极为亲热。解放前在蒋管区这样，解放后仍然这样。凡是党报党刊约稿，他就撰写遵命文章。象这篇《哭一多父子》，就是当时应约，当时写，当时交稿。我们收到稿子就马上编、马上排、马上印、马上把这个有悼念特辑的杂志送到读者手中，向国民党投掷了有力的一枪。吴晗写出这篇感情洋溢，激动人心的悼文，固然由于他和闻一多交谊深厚，并肩战斗多年，更是由于对国民党的高度仇恨，和对我们共同事业的热爱才能写得如此感人。
也就是在那次约稿后不久，有一天在西藏路口红棉酒家的一次招待会上，吴晗对我悄悄地说：这是替你们请客。这就是说，在为党做工作。我那时也不知道他是否党员，可是他名义上却以民盟身份出现，为我党做了许多普通党员完全不可能做到的贡献。吴晗为党传书递信，输送青年和上了黑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