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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凭两篇祭文当然不能判定韩欧二人文笔和风格的高低。如果给这两篇祭文评分，大概谁都会说韩的得分该比欧多吧。
祭文全是对死者说话，好象是相信有鬼论，不相信神灭论，可能有人要说这是古人的局限性。我倒要为古人辩护，人类可能永远难免局限性，古人这点儿局限性又算得了什么？
读完两篇祭文，再想如今的追悼会。追悼会不用什么祭文而用悼词，悼词不是对死者说话，全是对在场的参加者说话，可以这么说，在这一点上，咱们逾越了古人的局限性了。
毛主席不是说过吗？“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按毛主席的意思，悼词自然是对在场的参加者说的，惟有充分表达大伙儿的哀思，才能使大伙儿深深感动，更加团结。悼词中历叙死者的经历和工作，表扬死者的业绩，勉励大伙儿化悲痛为力量，学习死者的所有优长，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必须表达大伙儿的哀思。因此我想，悼词和祭文虽然不是一回事，也该写得《祭十二郎文》那样恳切，不宜写得《祭石曼卿文》那样泛。
悼词的话全是对在场的参加者说的，却有例外。某些悼词的末了一句话是对死者说的，就是“某某同志，安息吧！”
读者同志假如不嫌罗索，请容许我谈谈这个“某某同志，安息吧！”
据我的未必可靠的记忆，前些年在悼词的末了用这个话作结的相当普遍。一九七三年七月中旬，首都举行章士钊先生追悼会，郭老致悼词，却没有说这个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从此以后，或用或不用，好象不用的比较多，不过不敢说定，最近还听见过两次呢。
我一向反对这个“某某同志，安息吧！”每听见一回，总感到异常不舒服，难以描摹。为什么不舒服，大概有四点：
通篇悼词全是对在场的参加者说，惟有这一句是对死者说，文体见得不纯。这是一。
感情太激动了，有时把死者当成活人，跟他唠唠叨叨说一通，也是有的。但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末了这么做，未免犯了跟韩愈欧阳修同样的局限性，总之不怎么好。这是二。
对死者说“安息吧”是从哪儿来的？原来是天主教里的规矩。天主教徒念完了为死者祈祷的经文，就在死者身上浇圣水，同时念“Reguiescat in Pace！”（据说是“安息吧！”的拉丁文）。并非天主教徒为什么要仿效天主教的殡仪呢？这是三。
死者死了，嘱咐他“安息吧！”有时还要加重语气说“永远安息吧！”这里头包含着多少为死者庆幸，替死者安慰的意味啊！这个意味的反面，不就是为人在世究竟没有多大意思，活一辈子，无非辛辛苦苦，劳劳碌碌，如今好了，你可以享受安息的幸福了吗？这个意味，对死者毫无关系，因为究竟活好死好他再也没法考虑了，可是对活人却大有关系。这是四。
我老是在希望，“某某同志，安息吧！”这句话“永远安息吧！”
六月四日写完
叶圣陶
画龙不点睛
一篇生动感人的报道，一篇针砭时弊的通讯，甚至一封有所揭露的读者来信常常会引起读者的深刻共鸣。但是有很多好文章，读过之后有时还觉得意犹未尽，于是便寻找编辑同志附在文后的短评，或曰编后，或曰后记。短评写得好，或者进一步阐明文章的主旨，或者对某种精神有所提倡、对某种现象有所鞭挞，寥寥数语道出了广大读者的心声，诚有画龙点睛之妙。这种短评和后记是正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读者非常欢迎。但是也有的短评，把龙睛点错了地方，或根本没有点上，反而冲淡甚至破坏了正文的效果。谓予不信，请看下面两个实例。
《光明日报》5月24日登了一篇采访记：《在一只小小的木箱上》，记载了甘肃省的一个地质工作人员杨联康的感人事迹。杨联康自1973年被诬入狱，直到1978年平反释放，身体被迫致残，但在监狱中五年期间，昼夜俯身在一只小小木箱上，写出了二十万字科学论文，初步掌握俄、英、德、日几种文字。杨联康的坚毅不屈精神是每一个献身于祖国四化的知识分子的好榜样。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任何人读了这篇采访也不禁会问：是谁这样残酷地迫害他，使这样一个好青年沦为残废？这一重要问题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评论，有权过问。《光明日报》刊登这篇文章的主旨显然也不是宣传知识分子必须“逆来顺受”地去作学问。那么，就让我们读一下附在正文后的《采访后记》吧！《采访后记》的题目是《向四化进军需要这种精神》，四分之三的篇幅也用在宣传这种精神上。文章的最后四分之一，论述知识分子受迫害，说“如果我们爱护知识分子的思想很明确，把他们真正当作国家的宝贵财富，杨联康怎么可能被迫害致残呢？甘肃省地质区域地质队和杨联康一起工作过的几位技术人员，对这点深有感触。他们说，杨联康受迫害的最初起因，只是和当时队里的领导干部有不同的意见，就被认为是出了框，出了格，因此就想尽一切办法要制服他。不是爱护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而是要他们服服贴贴。这种精神必须改变。只有我们把知识分子真正当作宝贵财富，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四化的伟大事业才能成功。”但是采访记本文明明白白写着“在‘四人帮’猖狂迫害知识分子的黑暗时刻”杨联康如何如何。《采访后记》却大谈爱护知识分子，难道《后记》的作者今天还苦口婆心的规劝“四人帮”把知识分子当作财富吗？另一个可能就是采访记本文写错了，迫害杨联康的不是“四人帮”，而是今天仍然当权秉政的某位领导干部？但如果是这样，诬陷无辜，在封建时代都要反坐，何况在今天？这种违法乱纪的事又从何谈起“爱护”呢？这一矛盾，只有让《采访后记》的作者来给我们解释吧。
再一个例子是5月22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一封读者来信的《后记》。来信揭露的是江苏省靖江县革委会副主任某某，依仗权势，在靖江县人民公园里的儿童乐园建筑“防震棚”，拆除了跷跷板，破坏了秋千，剥夺了孩子们的游戏场所。人民公园的职工两年之中八次向上级上书，几次到县委和法院控告，但革委会副主任的建筑物仍然稳如泰山。副主任的太太，当地五金公司党委书记，也不是弱者，竟指令下属“今后人民公园来买五金用品，一律不卖”（幸亏她不是粮店的党委书记，否则人民公园的职工岂不早已饿毙街头！）。任何人读到这封来信都不禁要问一句：让这样的县革委会副主任及其老婆作威作福，党纪何在？国法何在？有意思的是《中国青年报》的这篇《后记》，题目是《‘大人’不要仗势欺负孩子》，文章大谈了一通“孩子是社会主义幼苗，是革命的希望”，结论是：“不要再让这些不讲理的‘大人’们仗势欺负孩子了！”
有什么话说？如果我是这位靖江县革委会副主任，读了《中国青年报》的劝告，我会从善如流，立刻撤出儿童乐园；但是我还会当夜在成人游览区重建起我的“防震棚”。孩子我绝不欺负，大人的事就不用你《中国青年报》操心了。
画龙不点睛，或点错了地方，看来令人不舒服。这类短评或后记，我的看法还是不写的好。
傅惟慈
买书不看成补壁，不如画个大书柜
关于书的种种之二
漫画
华君武
余悸病患者的噩梦
帽子，棒子，鞭子
写不完的检讨、检讨
还有那脚镣手铐
以及苦难的监牢
——这是“四人帮”的一整套
这些东西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
正是啊，余悸犹在
失魂落魄，难以忘掉
欲写又止，如何是好！
漫画
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