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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与黑》里，通过于连个人的遭遇，司汤达还刻划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司汤达总是密切结合每一个登场人物在现实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来描写他的性格特征以及内心活动。司汤达以无情的笔触刻划了维立叶尔市长德·瑞那先生的庸俗猥琐：他请于连做他们的家庭教师，关心孩子的前途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为了与他的对头哇列诺先生争一个高下。因为哇列诺只有马车，还没有家庭教师，他要抢在这个人的前面。司汤达又以同样的态度揭发这个贫民教养所所长哇列诺先生如何若无其事地在一间隔壁就是饿肚子的贫民的餐厅里大开宴会。
司汤达所刻划的女性形象也是极为深刻的。德·瑞那夫人和她的丈夫，在司汤达的笔下，形成强烈的对照。德·瑞那先生是那么庸俗猥琐，唯利是图，而德·瑞那夫人却是那么朴实、单纯、富于同情心。她十六岁上就嫁给了德·瑞那先生，她根本没有经历过什么爱情生活。德·瑞那先生对德·瑞那夫人关心孩子的冷暖病痛，时常报以“粗鲁的笑声，和肩头的一耸”，这种轻蔑态度好象“一柄尖刀刺在德·瑞那夫人的心上”。于连走进他们的家庭，使得这些日常生活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了。后来德·瑞那夫人和于连的不正常的关系，正是这种没有感情的夫妇生活所造成的。司汤达始终都抱着同情的态度来描写这个三十岁女人的悲剧遭遇，他通过他们之间的爱情纠葛，有力地控诉了维立叶尔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以及德·瑞那先生之流的罪恶。
另一个与于连相爱的女人——玛特儿，她却是一个和德·瑞那夫人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她对于连的爱情，完全是建筑在一种浪漫蒂克的荒唐的想象上的，是从观念出发的。她竭力追求一种不平凡、出人意外的爱情生活。她有个祖辈曾经爱上过一个王后，后来被处死了，这个王后抱着死者的头坐上马车，亲手把它埋在坟地里。她对这个故事十分向往。她对于连所表现的爱情应该说是十分强烈的，于连被捕以后，她的确也想尽方法要把他救赎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她在内心深处又把她的这些行动当做一种英勇行为而自鸣不凡。正因为如此，当于连被处死以后，玛特儿竟然能够镇静地打开一件蓝色大衣，捧起于连的头放在一张大理石的小桌上，亲吻它的前额。最后，她还坐上马车，膝盖上放着于连的头颅，来到墓地，亲手把它埋葬了。
总之，《红与黑》，无论在思想深度上，还是在艺术描写上，都是一部在世界文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
辛未艾
《战争风云》，一部新型传奇小说
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是近年来美国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也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它虽然难免沾染美国战后的所谓“存在主义”小说的种种习气，但由于历史小说这一题材挽救了它，使它免于堕入恶魔形象、梦幻色彩、黑色幽默、变态性欲等等美国战后文学的恶俗，而予人以一种正常人所具有的真实感。又由于这种真实感在美国战后小说中是罕有的，是以它突然显得带有清新的品格而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小说通过美国海军军官维克多·亨利一家，他的妻子罗达，两个儿子华伦、拜伦以及他们的配偶，杰妮丝和娜塔丽，女儿梅德琳，连同他们的亲友的踪迹广泛的遭遇，展示了一幅从纳粹德国入侵波兰至珍珠港事变这一时期的欧洲战场和欧美都市生活的包罗万象的图景。与人物的行动相关联，描绘了美、英、法、苏、德、意等交战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民情绪、社会风习等各种侧面；勾勒了希特勒、墨索里尼、邱吉尔、罗斯福、斯大林等重要和其他一些次要的历史人物的形象。作者掌握了相当丰富的历史资料，具备捕捉生活、运用素材、安排场景的相当可观的艺术能力，在当代美国作家中，确能独树一帜。
诚然，赫尔曼·沃克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战争风云》在作家自己的社会价值观的限度内是一部态度较严肃的作品。纵然如此，它仍然没有摆脱美国流行小说的格范；这几乎是不需要通过艺术分析，在读一遍的感受中就不难得出的结论。奇怪的是，中译本的《出版说明》，却给了这小说以如下的评价：
作者的艺术手法主要继承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故事的叙述生动，人物性格鲜明，书中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历史和社会生活有比较认真的描绘和概括。
姑不论“手法”一词和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对等并列是否恰当；“故事生动”和“人物鲜明”离开现实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也犹差一尘；更甚是，“描绘和概括”的“认真”是受制约于作家的艺术思想的，有各种各样的“认真”，随便打个比方，巴尔扎克和波特莱尔，你能说哪一个在艺术创作上是草率马虎的？但没有听谁说过波特莱尔是现实主义者。
长久以来，评论界就有了一个不能算是良好的风尚：把“现实主义”、“人民性”这类庄严的品评，廉价地赠送给一些不相干的作品。颁发给《战争风云》的这个奖状也是一例。我们要如实地评价这部小说时，首先不妨剖析一下，它是依靠什么来吸引人、打动人的？它是否塑造了（哪怕一个！），并在何种程度上塑造了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人物，即通常所谓的典型？以及作品通过艺术感染给人们以什么样的人生启示？等等，然后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那末我们就从这几方面来考察一下《战争风云》吧。
《战争风云》用惊险恐怖的战争场面，如拜伦和娜塔丽在波兰出死入生的奔走，亨利武官随同英国飞机夜袭柏林的令人眩晕的冒险，莫斯科外围性命交关的火线巡视，珍珠港被突然袭击下的人们的精神失调；它用乱世男女离奇突兀的爱情遭遇，如娜塔丽和拜伦、斯鲁特之间的具有战时情调的三角关系和荒唐的结婚形式，帕米拉和维克多的忘年的迷茫的眷恋，青春已逝的罗达和柯比博士的几乎闹得要和丈夫离婚的暖昧关系；……一言以蔽之，小说用离奇曲折的情节勾引读者。情节压倒一切，小说的最大力量也在此。无可否认，作者笔下的战争场面和无辜人民惨遭残害的情景是惊心动魄的；柏林、罗马、里斯本这些城市在纳粹特务恐怖笼罩下的阴沉气氛也渲染得十分出色；人物在爱情活动和感情游戏中的心理刻画也多姿多采，扣人心弦；特别是以众多的爱情变化，烘托出了乱世男女的变态的精神状况。凡此种种，都显示了赫尔曼·沃克撷取生活中的诗情的卓越才华，值得称许。可是，他并未因此达到现实主义，他没有通过生活深入历史事变的底蕴，没有能发掘出这一巨大灾难的深刻规律。因此，他逗留在现实主义的门外，他所写成的是一部当代形式的传奇小说。和我们所熟悉的四十年代也曾风靡一时的流行小说《飘》大致属于同一品格，只是才情不同、风格有殊而已。
为了使小说的情节发展配合历史发展的本身，他杜撰了一本德国将军阿尔明·冯·隆追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著作《失去了的世界帝国》，他的小说就按着这一虚构的战争史的编年，依次前进而使故事的发展得以有所系属，顺理成章。他在《前言》里写道：
阿尔明·冯·隆的军事著作《失去了的世界帝国》，当然从头到尾都属虚构，但是，冯·隆将军的书提供了作为对立面的德国人的内行看法。……
但小说本身昭示的目的很显然，作者主要不是为了用他的故事打击“德国人的内行看法”才树立这一对立面的；而是参照并依循这“对立面”展开他的故事和战争史的叙述。易言之，杜撰的这著作只是他用以贯串情节的一根绳索。《前言》里他还说：
……人物和事迹纯属虚构，但小说中有关战争的史实是确凿的，统计数字是可靠的。……
既编造一本实有其人的德国将军的论大战的著作，又声明小说中史实的确凿可靠。可是，千万不要以为作者只是向读者表明自己忠实于史实。须知这正是某些美国战后新型的传奇小说家所使用的惯技。当代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雷蒙德·M·奥尔特曼在论及六十年代美国新的传奇小说时曾经指出：
为了使读者直接认识到事实与虚构的混淆，六十年代小说家喜欢采用十八世纪常用的做法：在故事开始以前插入模拟历史的长篇序言。这些序言的用意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