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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道路》这本书，是写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即朱德同志六十岁的时候为止。这时，由于蒋介石反动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历史上最壮丽的一个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已经开始。按照史沫特莱的计划，《伟大的道路》只是记述朱德同志的生平和时代的书的第一卷，她是决定了要继续写第二卷的。当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时，史沫特莱正在对《伟大的道路》一书进行加工修改，但这时她已经由于横遭美国反动的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而身患重病。
没有写完的《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
史沫特莱在那时写给朱德同志的一封充满激情的信中说：“三天来，我一直守在收音机旁收听来自中国的消息。今天，广播电台中断了原定节目，以宣布周恩来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以及苏联已同国民党政府断交并表示它打算承认新的中国人民政府。来自中国的这条消息使我感到极大的欢乐，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了。我应该身在中国，可是我却停留在这个被上帝抛弃了的国家（按指美国）。我没有参加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但是，一旦我将您的传记改写完毕——我希望在今年年底——，我打算去中国写第二卷。我把您的生平写到您六十岁的那年，这一年是引向胜利的内战时期的头一年。在第二卷里，我想从这一年开始往下写，并且希望到中国去写。我的出版商渴望着这一本书。”史沫特莱当时曾经设想，美国也许会出现一个新的反动恐怖时期，她自己也可能被逮捕入狱。“因此，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中国了。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已经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象老样子那样了。我活到亲眼看到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这件事本身就足够一辈子受用了。我没有做到的，其他人将会完成。……假如那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史沫特莱没有遭到逮捕。但是一九五○年五月六日，她却在牛津因胃癌手术不治逝世了。她死时才六十岁。她的遗嘱是把骨灰埋在中国，遗物交给朱德同志处理。遵照她的遗嘱，在她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她的骨灰已安葬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西侧。墓前立有一块大理石的墓碑，碑上镌刻着朱德同志书写的题词：“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 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
史沫特莱出身于一个美国贫苦农民家庭，是中国人民的最真诚的朋友之一。她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到过许多国家，当她一来到我国时，她就爱上了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苦难的人民。她在她的名著《中国的战歌》里写着：“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
《伟大的道路》一书倾注了史沫特莱十多年的心血。这本书的特色，就在于它是通过形象手段来刻画人的内心世界、人的典型性格的。这本书不仅刻画出了朱德同志这样一个出身贫苦农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动的形象，而且刻画出了许多其他老一辈的中国革命家和革命老战士的生动的形象，艺术地再现了朱德同志经历的那些革命年代。虽然这本书在材料的取舍、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的准确性上也存在某些缺点，但是瑕不掩瑜，《伟大的道路》一书，正如斯诺的《西行漫记》那样，不愧为世界上形象地叙述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著作。
史沫特莱——这位我们亲爱的美国朋友与世长辞已经二十九年了，她用心血写成的《伟大的道路》这本书的主人公，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离开我们而逝去，也即将届满三年。现在我们多灾多难、千锤百炼的国家和人民，在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之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重点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已经开始新的长征。这个新的长征就是朱德同志所走的伟大的道路的未走完的部分，这条路仍然是很漫长的。我们将继续完成史沫特莱所说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我们将用我们自己在新长征中作出的贡献来纪念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同时纪念我们的美国朋友史沫特莱女士。
廖盖隆
本刊告白
本刊第一期出版以来，不少读者来信说很难买到。为此，从第三期起本刊增加了印数，并且再版了第一、二期。除仍然委托各地新华书店发行外，特自办函购服务。零售平寄每份三角七分。凡个人需要，可以来信。不收公款，不供应单位。函购处：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读书》服务组。邮局汇款请注明“东四邮局”。
《朱执信集》读后
中华书局最近出版的《朱执信集》，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收文百余篇，编次大体上依撰写或发表的时间，向读者展示了朱执信（1885—1920）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十五年间政治实践和思想发展的过程和阶段。
朱集头一组文章，主要是反映朱执信从一九○五年至辛亥革命前，旗帜鲜明地同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论战，为民主革命准备舆论。这些文章，批驳了改良派抵制革命的“君主立宪”论，戳穿了清政府假立宪的政治骗局，阐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提出了革命的主体是“平民”、“细民”，革命的对象是清政府、“豪右”。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成功，但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革命遭到挫折。朱执信坚定地站在民主革命的旗手孙中山一边，投入反袁的“二次革命”，参加护法运动，开展反对军阀的武装斗争。朱集辑录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间论著二十一篇，这些文章着重驳斥了反对民主共和的“开明专制”论。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期。朱执信在五四运动后发表了大量文章，重新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方向、动力和对象问题。五四运动使朱执信认识到思想启蒙的重要性，中国问题的解决“非从思想上谋改革不可”，他决心此后“全力从事于思想上之革新”。（第321页）他热情称赞学生走出校门参加运动，“增益他自己将来理解学问、应用学问的力量不少”。（第494页）他希望今后学生仍应“不与社会绝缘，对于社会上运动，不绝注意，不绝批评”。（第374页）他还提出学生的眼睛里不能只见学生，学生运动应深入广大农村，“要运动乡下人爱国才有用”（第879页）。他注意到“工人的力量是一天增加一天”。如果“离了农工的帮助，学界也没有真正的力量”（第725、726页）。朱执信对于工农是革命的“真正的力量”、学生运动的方向应当与农工运动结合起来的认识，标志着这时期朱执信坚持民主革命的传统，并向新的道路转变。
一九一九年八月发表于《建设》杂志的《神圣不可侵和偶像打破》，是朱执信在五四时期对旧世界宣战的一篇檄文。文章尖锐地提出：诸如现存的君主、国会、道德、宗教、信条、科学等等，是不是“神圣不可侵”的？朱执信回答说：“非也！”他写道：偶像打破者不承认有什么偶像，对于一切事物“不容为永久的、绝对的评价”。他认为事物总是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昨日所是者，今日不免以为非，无所谓永远。于彼是者，于此为非，无所谓绝对。其有非之时，有非之处，即可侵。”例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