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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维就是告诉基辛格，他终于开始了解中国了。
他在1943年回延安共产党大本营后，我们的个人关系就结束了。我在1944年和1945年曾经再次见到过他，但是我愿意回忆一下我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最后两次见到他的情形。
第一眼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美国记者坐在那个据说可以容纳一万位客人的大厅里最后面的桌子旁。尼克松总统站起来绕着最里面一圈桌子向头面人物敬酒时，我向周恩来同尼克松夫人一起坐着的桌子走去。美国特工人员和中国保卫人员都立刻拦住了我。周恩来和坐在他旁边的尼克松夫人都同时看到了我的窘境。也许是他们交谈厌了，因为我认为尼克松夫人和周恩来是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可以交谈的。他们两人同时向各自的特工人员挥手示意，让我过去，各人又向对方解释为什么向我招手。周恩来这时英文已经生疏，只能指着我说，我是个“老朋友，老朋友。”而她则以为我是上前去同她谈话，所以也说我是她的老朋友。我很尴尬地在总统的空位子上坐了两三分钟，尼克松一回来，我就溜了。
七天以后我在中国名胜地杭州又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和尼克松假装若无其事地在湖上一条桥上漫步。尼克松先见到我，便把我向周恩来指出，我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周恩来说，“这可不是白修德吗。解放以后他没有回过中国。”我生了气；我二十年来一直想同周恩来联系，重访中国，但一直没有结果，因此我大声，回答说：“我没有能回来不是我的过错。”对此，周恩来用中文回答了一句笑话。我的中文这时也生疏了，官方的译员说，周恩来的答复是，“也许这是我们双方的过错。”
这话听起来很象我以前所认识的周恩来，他对西方人努力要想了解中国感到很有趣，而且对这种努力是很重视的。他很可能赞同吉卜林的名言——“东是东，西是西，东西两方永远不会碰在一起。”但是我觉得他说得更好：“也许这是我们双方的过错。”
1943年冬河南省的饥荒
地点是在河南，一个同密苏里州一样大的省份，但是居住的却有三千二百万种植小麦、玉米、小米、大豆、棉花的农民。河南是个大平原，土质是粉末状的黄土，如有雨水灌溉，极为肥沃。但如缺雨，则寸草不长，那时农民就只好饿死了。1942年缺雨，到次年，我们在重庆听说河南的农民快要饿死了。
饥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当时一无所知，而且我也不知道1943年河南的饥荒是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饥荒。当时听到饥荒的消息，觉得很可以写一篇报道。于是在1943年2月我同我的朋友、伦敦《泰晤士报》的哈里逊·福尔曼飞到北方，从宝鸡坐陇海铁路火车经过西安到黄河与铁路之间的那条狭长地带去。日军在黄河对岸，白昼总是炮轰这一边。我们在火车站过了夜，天明时车站臭气熏天，除了尿臭、屎臭之外，还有体臭。我们四周尽是在寒风中缩在地上的农民，等待下班列车把他们带到后方有吃的地方去。孩子在啼哭，但谁也不理会，哪怕是躺在地上已无生气的女人怀中的婴孩。士兵在人群中间巡逻，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蜂拥去抢吃的，或者攀登夜间开过的火车。
到早晨的时候准备好了一节手摇车，不致成为一个太大的目标，招致黄河北岸日军的炮击。这样，我裹着军用棉大衣，在手摇车上坐在寒风之中，一天旅行了三十英里，好象一个将军检阅他的军队一样。不过我检阅的是饥荒。
当然也有不少流血的事件。首先是一个男人，躺在铁路线旁，人还活着，仍在哭叫着，他的小腿给辗断了，骨头突出，象一根白色的玉米秫秸。他大概是掉在车轮下了。另外一个人也还活着，屁股血淋淋的一片。但是最使我难过的不是血，而是我弄不清楚我所见到的景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发生饥荒的时候，杀人的是大自然，人死的时候不留被杀的痕迹；敌人就是大自然——而只有政府才能把人从大自然那里拯救出来。
在铁路沿线，我整天只看到无穷无尽的行列。他们在寒风之中走着，不论是由于饥饿、寒冷、还是精疲力尽而倒下时，他们就倒下不动了。手推车上堆满了随身衣物，做爸爸的推着，做妈妈的拉着，孩子们跟着。老奶奶迈开小脚巅巅巍巍地走着；有些年青人背着他们的母亲。没有人停下步来。如有孩子在父母尸体旁边啼哭，别人往往一声不响地过去，不加理会。我所看到的是人们在逃命，尽管没有武装的人在追逐。
我到河南省城洛阳时所看到的景象使我目瞪口呆。在火车站里，他们在黑暗中把难民象木材一样装到铁皮车厢里准备开夜车闯封锁线。这里又是尿臭体臭熏天。最后我经过阒无人迹的街道，到了天主教会。
主持这里天主教会的是依阿华州埃尔多拉人托马斯·米甘主教，他是个体格魁梧健康、心情愉快的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地道的美国人。在这个死亡地带，各派传教士在慈善事业中成了合作者，美国人同欧洲人联合在一起，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并肩工作。如有外来的救济物资，都是通过传教士送来的；我们在旅途中见到他们时，他们无不遭到重重的包围——消瘦的男子、赢弱的女人，还有孩子们都跪在地上，匍匐着，叩着头，一边叫着“可怜，可怜”，他们求的实际上就是要些吃的。
我们同米甘一起在二、三月的寒风中策马出发，因为他觉得我们应该看一看人是怎样在死去。我现在再也不能相信我看到的景象——只是我的笔记证明我的确看到了。到处是尸体，出洛阳不到一个小时就看到了第一具尸体躺在雪地里，死了才一两天，面孔皱缩，完全成了个骷髅；她大概年纪很轻，雪花飘落在她的眼睛上；她躺在那里，没有人会来埋葬，最后由飞鹰或野狗把她啃剩几根枯骨了事。沿路有不少狗，都已退化到狼的本性了，只只都是膘肥肉厚的。我们停下来拍了一张野狗从沙土堆里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有的尸体已经吃掉了一半，有一个脑袋已给啃得干干净净，可以看清只剩下骷髅了。村子几乎有一半是逃空了的；有的一走了之，有的还遭到洗劫。我们一边走一边可以看到人们用各种各样的刀在剥树皮；剥下来的树皮磨碎了可以吃。树皮给剥光以后，树就枯死了，砍下来当柴烧；大概整个中国都是这样把森林砍伐殆尽的。
中央政府汤恩伯将军的孤儿院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就是它的恶臭。这比我所闻到过的任何恶臭都臭。甚至陪同我们参观的军官都无法忍受这种恶臭，掏出手绢来蒙住鼻子，请求原谅。没人管的孩子四个一起放在摇篮里，放不进去的就放在草堆上，身上尽是吐出来的污物和屎尿的臭味，死了以后就清出去。
这就是我亲眼看到的，但是最怕人的还是我听到的东西，那就是人吃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因为要吃肉而杀死另一个人，但是人在吃人，却似乎是不可辩驳的事实。一般都辩解说人肉是从死人身上取下来的。在一个村子里，有人发现一个做母亲的在煮她两岁的孩子。有一个父亲被控勒死自己的两个儿子，好吃他们的肉；他辩称这两个孩子早已死了。在另外一个村子里，军队硬要农民收容弃儿，把一个八岁男孩交给一个农民的家庭扶养。后来这孩子不见了。调查之下，在那个农民的棚屋旁边的一个大坛子里发现了他的骨头。问题只是，那孩子究竟是在死了以后被吃掉的，还是杀了以后再吃的。
这些事情倒底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慢慢清楚了。战争是第一个原因。如果日本人不进攻，中国人就不会打开黄河的缺口，改变河道，用水淹的办法来抵挡他们。也许，华北的生态环境也就不会改变。或者，也许可以从有余粮的地区运粮进来。但是除了战争以外，还有旱灾。这就是大自然的责任了。不过到了这个时候，人总是有责任的——不是由于不该做而做，就是由于该做而不做。
唯一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听任这些人死去，或者说是，无意中把他们活活饿死。政府因为在与日本作战，因此拚命收刮捐税。但是它又不信任自己发行的纸币，在战场上的军队奉命可以征粮食和实物维持给养（一个军官告诉我说，“人民死了，土地仍是中国的。但是如果兵饿死了，日本人就要把土地拿走”）。军队吃空了农村的粮食；没有从有余粮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