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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镛同志去世的前后情况，我是在1972年底沙洋干校回来后，从他爱人黄思静同志那里知道的。
1968年9月10日沈镛的家突然被人查抄，当晚沈镛同志也被他们押走，进行隔离审查。罪名是“特务”。原来沈镛在香港中国银行工作的时候，曾经给一位在海外工作的同志寄过照相胶卷回国。这个胶卷不知怎地竟被塞在另一个邮包中寄到东北一个外侨那儿去了，那个外侨拆包发现之后，看见小包裹上有姓名地址，便寄回给收件人。想不到这件偶然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招来了飞来横祸。那个外侨被诬为“特务”，因为邮包是沈镛寄的，因之沈镛也落了个“特务”的头衔，同案共牵涉到四个人。沈镛被押走之后，关了两个星期，每天由那些凶狠的家伙进行逼供信。就在最后一天“审讯”的时候，沈镛因为受不住这种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暴发脑血栓病，突然昏倒。但是令人发指的，则是这些灭绝人性的东西，竟然诬蔑沈镛同志是“装死”，任他躺在地上长达十几小时之久，不予急救。后来虽经送进同仁医院，又以是“审查对象”，不予及时治疗抢救，沈镛也由脑血栓病转为脑溢血，经过两天，即1968年9月27日他便含冤去世了。这可以说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政治谋杀事件。那些凶狠的家伙居然还以捍卫毛泽东思想自命！但是他们有哪一处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行事的？他们任意打砸抢，任意打击老干部，任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他们才是真正的暴徒！而指使他们这种行动的林彪、“四人帮”和那个理论权威是应负杀害沈镛同志的罪责的，他们是一伙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罪人，人民有权要求根据法制治以应得之罪！
沈镛同志的冤案是平反昭雪了，但是这位勤勤恳恳为党为人民工作了几十年的好党员、好干部，终究已经无法起死回生了，这是党的损失，也是人民的损失。
我默默地在他的骨灰盒前向他作最后的告别。沈镛同志，曾经带领过我们与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好同志，愿你安息！我想，如果你九泉有知，你也应该为中国终于在党的领导下，打倒了林彪、“四人帮”和那个理论权威的法西斯专制主义，重新努力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中国，而感到高兴的。
但是我也不得不悲愤地想：人呢？沈镛已经不在人世了，这正是他工作的好时光，我感到莫名的悲哀！
1979·3。28
冯亦代
《格萨尔王传》
在我国藏族和蒙古族地区流传过一部著名的史诗《格萨尔王传》。据研究，格萨尔是我国青海地区的一个历史人物，可能是十一世纪的人。关于他的传说，在十一世纪就开始了。最初的本子，可能是十五世纪产生的。它是全世界最长的史诗，有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有奇特的情节，语言优美，主题鲜明，贯串着为人民除害的思想。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部史诗被打成大毒草，有关人员被批斗，有关资料被焚毁。现在它已被平反，重新被研究。但是如何整理、出版，还是个大问题。
《梦溪笔谈校证》五十年
我实现了一个梦想，但是实现得并不理想。因为我勉强做成了一件其实是远非我力能胜任而不该去单干的事①，在一九五六年的早春把《梦溪笔谈校证》搞出来问世了。才疏学浅，不自量力的结果，只能得到“江心补漏”的惩罚。所以此后有十年之久，在各项工作之暇，我总是东拾西掇，给《校证》补缺改错，积累了四十多万字——大约是《校证》字数的一半，打算用《梦溪笔谈补证》的名义来稍稍为自己补过。这个续梦可没有做圆，却经历了一场凶险的噩梦。侥幸未曾家破人亡，但是《补证》全稿连同竺可桢先生为了鼓励我而特意给书写的封面题签都被摧毁得片纸无存了。②
我究竟是怎么入梦的呢？也就是说我怎么交上了《梦溪笔谈》做好友呢？事情得从我对于印书活字的认识和感情以及对于这项创造发明历史的了解说起。
童年的时候，爸爸（怀琛先生）常常带我去书店买书，河南路上那时顺次排列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爸爸自己买大人书，给我买小人书。幼稚的心灵对书店产生了好感，因为使我爱不忍释的本本儿是来自书店的，就象认为粮食是来自米店一样的。由于爸爸当编辑，为了改校样时常下印厂同老师傅（那时候叫做“手民”）打交道，后来也带我去看看。这真使我大开眼界，原来书籍是由这一粒粒的小铅字（活字）组成的版子印出来的。从此对于字架上那无数的小铅字产生高度的兴趣，时常省下果饵钱来，用一个铜元买两粒铅字带回家来打印在纸上为乐。
有一件事情今天的青年同志们可能不理解，就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知识水平都还不及今天的小学生高，并不知道活字组版印书的技术是我们的祖先早在第十一世纪中期就发明创造的，然后向世界各地传播。那时我从中学读的英语课本中仅知道活字印刷术是一个德国美因兹的印刷工人葛登堡（J。Guten－berg，1398一1468）所发明的。现在的小朋友们都知道活字版是宋朝庆历年间（1041—1048）毕发明的，有的都能还出娘家来，说这个历史是写在沈括的著作《梦溪笔谈》里。可是那时我虽已读过“四书”，读过“五经”中的三经半，竟然还不知道《梦溪笔谈》这本书。
直到将进大学之前，读到美国学者卡特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F。Carter’s《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its Spread Westward》），才惊讶地了解到这一项有关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创造原来是我们自己的祖先所做出的伟大贡献。那时所激起的错综复杂的感情也可能是今天的青年同志们——幸福地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所不易理解的。我的青年时代生活着的上海还有一块纯然是由外国列强统治着的地区，尽管象我这样出身于中层知识分子家庭的人，也免不了受到外国统治分子的欺凌，在祖国大地上的街头上都挨到过外国巡捕的拳头。抑压着的民族自尊心同纠正过来了的错误历史认识——特别是涉及到我从小就有好感的小颗颗活字那东西的，就一时在情感上迸发出来，宛似活动着的火山找着了喷发口。
卡特的书说明了史料的来源，还特别夸誉了《梦溪笔谈》这部著作，说它这好那好。于是我这个当时对古籍只读先秦、两汉之书的小伙子就迫不及待地去找这本沈括的名著来阅读了。我最初买到的一部是古书流通处影印的清末广东陶氏的刻本。没有疑问，一读就着了迷。从此它就成了我要好的朋友。即使在我流离颠沛的时候，也总是带着它在身边（除了那坐牢的八年吧）。或者丢失了这个版本，又寻找另一个版本来代替。
读者也不要太奇怪，感觉我对《梦溪笔谈》起先那么无知。其实，当我青少年的时代，沈括这部伟大的著作在我国文化遗产中的地位，远没有今天评价这样的高。全国解放后不久，北京图书馆印过一个仅仅列名二十种的严格挑选出来的祖国文化珍异的书单，《梦溪笔谈》就名列前茅。可是，在二十年代出版的《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各收录了几百种主要古籍，却都轮不到《梦溪笔谈》占一席地。后来，《四部丛刊》出《续编》时，才收容了它③。作为“笔记”类型的书来说，在那个时期的“票房价值”，远没有《困学纪闻》高。
但是，两位有识力的老科学家很早就重视沈括这部著作中的科学创见、纪录和总结了。一位是气象学家绍兴竺可桢先生，他精详地研究了沈括其人其书，写出专门的论文发表在二十年代初的《科学》杂志上。一位是地质学家吴兴章演群（鸿钊）先生，在他的矿物岩石学文献的名著《石雅》里大量征引了《梦溪笔谈》的有关描述来加以论证。对照这些重要的著述，读沈括书中有关科学论述的篇章就容易理解得多，于是我常摘录一些写在《笔谈》的简端上。那时我还根本没想到要给《笔谈》做注释，但是这样的举动实际上是开了个“端倪”。
我随从伯伯（朴安先生）学了点文字学和校勘学。开始的认识，似乎这些只适用于先秦、两汉的古籍，唐、宋以下的书用不上。但是反复阅读《梦溪笔谈》以后，觉得也是要讲求校勘的。比如书中讲毕创制活字版那一条（第三○七条）里有“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