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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学院刘祚昌同志从1954年动手写作，迄1977年才最后完成的《美国内战史》，是我国史学界研究这一事件的力作。由于作者以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务期其成，我们才得以读到这本四十余万字、全面论述美国内战的专著。《美国内战史》的出版，是我国研究美国史的一个新成果。
本文不打算逐篇逐章来评介这部旁征博引、史料丰富、论述广泛的著作，只打算就评介内战时期历史人物问题谈点读后感。
作者在《前言》中写道：“在美国内战中，黑种和白种劳动人民是革命的战斗力量及革命动力，他们的革命斗争象一条红线一样贯穿着整个革命过程。”因此，“作者力求在书中突出人民群众特别是黑人在革命斗争的每一阶段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只有黑种和白种劳动人民，才是创造美国内战历史的动力。”对于上升时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作者认为应该坚持两分法，比如对林肯，“既肯定他之发布《解放宣言》的进步意义，又批判了他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既肯定他在领导反对奴隶主叛乱者的武装斗争中的坚决性，又批判他在南方重建问题上对叛乱者的妥协性；既肯定他反对奴隶制的一面，又指出他在这里所表现的资产阶级局限性；他是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角度去反对奴隶制度的。”
作者也的确在评介历史人物方面倾注了很大的笔力。对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美国维赛、特纳等领导的著名黑奴起义，道格拉斯、加里森、洛夫乔伊等废奴主义者的献身精神，塔布曼、费尔菲尔德等“地下铁道”战士英勇机智的斗争，美国国会中以史蒂文斯为代表的急进派的活动等，作者作了不同程度的介绍。粗略计算，作为历史事件的重要角色而被描述到的有三十多人。读者欢迎这种把历史人物穿插在历史事件中的写法。读史而不见人，就如同观看舞台上空荡荡的“演出”；见人而不见主要的人物，就好比只见舞台上熙熙攘攘，看不出个所以然，纵有刀光剑影的阶级斗争，这样的历史也只能把读史者带进不同时代的庙会气氛中，看起来热闹，看不出门道。美国内战的中心人物是谁？林肯。
本书对林肯的总的评价（见《美国内战史》第481—483页）是中肯的。但是这些总的评价与前面关于林肯的大量论述缺乏逻辑的连贯性，有些问题的提法也还可以商榷。
评介林肯，不能脱离他所处的地位，他不是在野的废奴派，也不是代表某一个州的国会议员，而是联邦总统；也不能离开当时的环境，这个联邦发生了南方奴隶主阶级打着州权论的旗号进行分裂联邦的武装叛乱，实质上是要把奴隶制强加给整个美国；在联邦主义和脱离主义之间，还有几个地位重要而又动摇不定的边境州，这就是林肯所处的历史环境。林肯作为联邦总统坚决反对分裂联邦的任何行为，同时他作为美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归根到底是不能容忍与奴隶制度“和平”共处（这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或长期处于对峙状态（这同样是不可能的，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的特点在于它的活跃和进取，必然要为自己的扩张开辟道路）的，概括说，维护联邦的统一，代表当时是朝气蓬勃的资产阶级向奴隶制宣战，这是历史赋予林肯的任务。特定的地位、环境和任务，决定了林肯政治活动的主要方面。
在林肯的言论和行动中，维护联邦统一这一点是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可是在奴隶制问题上就不是那样前后一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史家有不同的评论。林肯在他就任总统前两年多（1858年）发表的“裂屋”演说（这篇演说同他就任总统两年多以后即1863年在葛底斯堡发表的为时五分钟的著名演说齐名）中，朴素而明确地说道：“‘一幢裂开了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保持半奴隶和半自由的状态。我不期望联邦解散，我不期望房子崩塌，但我的确期望它停止分裂。它或者将全部变成一种东西，或者将全部变成另一种东西”（着重号是引用者加的，下同）。在这里林肯明确提出问题的实质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谁战胜谁、谁来统治的问题。到1862年8月在他发表预告性奴隶解放宣言前夕，他又宣布：“我在这个斗争中的首要目的便是拯救联邦，既非拯救奴隶制度，亦非摧毁奴隶制度。……假如我对于奴隶制度或有色人种做什么事情的话，我之所以做，是因为我相信它将有助于拯救联邦，而假如我忍耐着不做什么事情的话，我之所以忍耐，是因为我不相信它将有助于拯救联邦。”在这里，林肯又把摧毁奴隶制度的任务从属于拯救联邦。如果考虑到南方诸州中有不少反对脱离联邦的奴隶主，在北方阵营里也有身为奴隶主的联邦主义者，此外还有在北部和南部之间观望风向的边境州等等，那末，把林肯的上述表态理解为出于策略上的原因，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最有力的根据就是在他作上述表态四个月之后，1862年12月他在致国会咨文中明确指出：“假如没有奴隶制度，叛乱就绝对不会发生，而且没有奴隶制度，叛乱就不能继续下去了。”接着，正式的解放奴隶宣言发表了，这是在埋葬奴隶制的棺木上钉下的一枚巨钉。两年后，1865年1月31日，在林肯被刺前的两个多月，在他的领导和努力下制定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在国会获得通过，从而在法律上埋葬了奴隶制度。林肯在废除奴隶制的斗争中，排除阻力，稳步前进，最终完成了他所代表的阶级赋予他的使命。十分明白，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它的真正的领袖，不是作者在本书前面（第210页）所说的撒迪厄斯·史蒂文斯，而是作者在本书后面（第483页）所说的林肯。林肯是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行动的，未必是如作者所说只代表北方资产阶级中的“中间派”（美国作家桑德堡也持“中间派”论的观点）。急进派中不乏北方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提出比林肯更激烈的纲领，但从全局的意义上，并不一定立即可行，因为还需要有一个排除阻力动员舆论创造条件的过程。这使人联想起另一位美国总统富·罗斯福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初期的政治活动。罗斯福在国际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并威胁到美国本身利益的情况下，却难以有所作为，国会内外孤立主义势力对他形成强大压力，而美国公众舆论也普遍要求美国隔重洋以自保。尽管罗斯福认识到美国势必要投身于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但他也只能谨慎地、稳步地缓慢前进。最后，还是珍珠港的炸弹声帮助他完成了艰巨的动员人民的工作。美国内战，在某种意义上说，更加复杂，敌我阵营不若对外战争分明，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联邦军中有南方脱离州的人，在南部同盟军中也有北方各州的人。参议员克里坦登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北军少将，一个是南军少将。林肯的夫人有三个兄弟死在南部同盟军中。至于经济上的千丝万缕关系就更扯不清了。这些都是林肯行动谨慎的一些因素。1861年9月，急进派催促林肯发布解放奴隶宣言，林肯回答说：“一个人在前面走得太快而使全国跟不上，是没有好处的。”
评价历史人物看主流。林肯发布《解放宣言》，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美国总统，恐怕很难超越这个限度了，因此，马克思称《解放宣言》是联邦成立以来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文件。本书作者认为林肯发布《宣言》“动机是很不纯的，完全是客观环境逼迫“所致”（第278页），因为“动机颇为不纯，所以《宣言》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及不彻底性”（第279页）。这种评价未免失之过苛。实际上本书作者对《宣言》发布的前因后果已经作了相当好的描述，无论如何很难与动机纯不纯这种提法挂上钩，应该说，这是本书的败笔。
林肯作为一个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我们不应该无视他所执行的政策的剥削阶级烙印和偏见。比如他在当选总统前与道格拉斯的辩论中，表白在种族优劣的看法上他与道拉格斯是一致的，他不认为黑种人白种人在社会和政治一切方面都能平等，他不同意给黑人以选举权、陪审权、担任公职权和黑白通婚。他的资产阶级种族偏见在后来的火热斗争中有所改变。比如在黑白通婚问题上，他在后来的另一个场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是不会同一个黑人妇女结婚的。如果一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