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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为主，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菲尔丁的小说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说他的小说是“散文滑稽史诗”，又说它和种奇诡谲的传奇是完全不同的。他象史诗的作者一样，综括地表现社会人生，在表现艺术上通过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恩格斯语）同时，他的小说描写面较广，表现更复杂的社会现象，包括更多的人物事件，所以需要更精密的组织，由此而产生菲尔了小说的特征，那就是严密完整的艺术结构。
菲尔丁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者，是世界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家之一。在他活着的短短四十七年中间，他一共编写了二十几个剧本，办过四个刊物，创作了四部小说。他继承了阿里斯托芬，拉伯雷，塞万提斯，莫里哀和斯威夫特等人的优良的讽刺传统，加以发扬光大，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讽刺文学，给十九世纪英国伟大现实主义小说家，如狄更斯、萨克雷以深刻的影响。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入观察周围的事物，以犀利泼辣的文笔对十八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对一切罪恶和不合理的现象，作了无情的揭露和严正的批判。他歌颂善良，谴责罪恶；他热爱人民，痛恨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剥削阶级；他同情被压迫和被损害者。他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和充满战斗精神的作家，对人类的未来怀有坚强的信心。这位“散文的荷马”（拜伦语）的伟大作品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瑰宝，两百多年来，一直为全世界广大读者所欢迎，受到了歌德、司汤达、别林斯基和高尔基等伟大作家的热情推崇，并且被马克思列为他生平最喜爱的读物之一，他热爱人民，嫉恶如仇的战斗的一生，永远是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光辉榜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9页。
② 同上书，第230页。
③ 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85页。
④ 伦敦皇家剧院经理柯里·息柏。转引自爱利斯特拉托娃《菲尔丁》，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第10页。
⑤ 这个法令引起了英国人民的公愤。当第一次被官方批准的戏在修道院花园上演时，群众集合起来抗议，剧院门前一片骚动。
⑥ 通常全部学业要七年才能学完，但是菲尔丁由于罕有的勤奋和紧张的劳动，三年就学完毕业了。
濮阳翔
《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书，共四册，1942页，提供了当时各种社团的产生、发展、分化以及所起作用的详细资料，对研究当时的爱国民主斗争、文化运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有很大帮助。
编入本书的社团，有“新民学会”、“互助社”（以及“利群书社”）、“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觉悟社”、“平民教育社”、“曙光杂志社”等二十一个，以及合作主义小团体和安那其主义小团体。所选资料有：宣言、章程和发起经过，社员和职员名单，重要会议记录和活动报道，社员间重要通信和问题讨论，内部思想斗争和分化过程，出版物的发刊词和说明等。在原始资料之外，还有一些可供参考的回忆文章。每一部分之前，都有编者的说明。
每册书前，附有当时的出版物或有关文献的照片多幅。
忆一多兄
一九四六年夏天，西南联合大学由昆明复员，迁回平津，我在这年的五月下旬就回到北平了。在我离开昆明前一两天的一个下午，一多兄到我家里来看我，我们谈了很长时间，谈话的范围也比较广泛。平时因为工作忙，除了在公共场合和他见面以外，他很少来看我，而我去看他又往往碰上有人来找他，或者就是他不在家；能够象这一次那样从容不迫地两个人坐下来，大事小事一起聊，在抗战后期昆明那种紧张动乱的岁月里，的确是很难得的。我记得他曾告诉我说，他因为在昆明还有些工作须要处理，不得不把行期往后推迟，同时，他还想顺便回武昌去看看；巴河老家是来不及去了。他又说，抗战虽然胜利了，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回北平后恐怕还不能很快地恢复以前那种教书生活。他又曾嘱咐我，曾昭抡和吴晗要回北平，关于民盟的工作，和他们两位联系就行了……。临走时我送他出来，我们又站在院子里聊了一会儿，好象彼此都还有很多话要说似的，充满了依依惜别之情。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我和他最后的一次谈话，因为一个多月以后，即七月十五日，他就在昆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当我从北平的报纸上看到一多兄遇难的消息时，我的心都碎了。我恨不得插上两支翅膀立刻飞回昆明去。那时，我刚回北平，由昆明同来的熟人也还不多，我拿着报纸想去找杨振声先生，因为他和我住得比较近，但是走到半路，又折了回来，我心里想：“找他又有什么用呢？”真是天昏地暗，举目无亲啊！几天之后，我看到从昆明寄来的他在李公朴先生追悼会上讲演的油印记录稿，我激动得浑身发抖，一边看，一边淌眼泪，几次被泪水打断，看不下去。今天回想起当时的心情，只有用这几个字来概括它：愤极！痛极！恨极！
我们弟兄五人，一多行四，我行五。我们嫡堂弟兄十七人，一多行十一；我们经常叫他十一哥，但更多的时候叫他一哥，至今我们还是这样称呼他的。
他入清华的学名原来是闻多，以后，加了个“一”，叫“一多”，但一多和一哥这两种称呼中的“一”字，彼此是没有关系的。一多兄比我大六岁，他不但是我的兄长，而且也是我的师长，我一生在读书、学习、工作和政治活动等方面，都曾得到他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点。
早在清华念书时，他就关心我的前途，鼓励我考清华中等科二年级，写信告诉我准备哪些功课，还要求我写读书心得。后来他在美国留学，虽说学习很忙，还是在家信中经常嘱咐我课外要多阅读杂志，打好普通知识的根底，他说“根底既成，思想通彻，然后谈得上做专门的学问。此非文科独然，实科亦莫不然。”又嘱咐我要多写信质疑问难，“虽远隔重洋，书信往来，节序已迁，但研究学问，真理不改，时间不足以囿之也”（见闻一多全集四卷，书信，73页）。但是后来针对我的具体情况，他又叫我停止写札记，不如以此时间多读书，获益更多。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如今你的缺点乃在于‘思而不学则殆’。读书甚少，仅就管窥蠡测之知识，思来思去，则纵能洋洋大篇，议论批导，恐终于万言不值杯水耳……。例如本次札记中读老子哲学，固见思力，但此种问题，我尚望之却步，况吾弟之初学，岂能必其言之成理乎？此种见解存之脑中可也，笔之于书则不值得。故目下为弟之计，当保存现有之批评精神以多读史书……。杂志除《创造》外，若《学艺》、《东方杂志》、《民锋》、《改造》亦宜多看，以求得普通知识……。”（1923年6月14日）
今天重温他对我的这些恳切严明的教导，不但使我深受感动，而且觉得他这种务求实学，不尚空谈的治学态度，对今天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也是有益的。
令人难忘的是暑假两个月的家居生活，他给家里带来的那种自由、活泼、新鲜的气氛。我们家庭虽说比较早地接受了新时代潮流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前夕就能阅读到《东方杂志》和《新民丛报》之类的书刊，但是读四书五经的传统习惯仍然存在。在经子史集四类书籍中，父亲主张读经，一多兄则主张多读子史集，而他每年暑假回家，也正是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来大量阅读这些书籍的。他嫌一般的书桌不够使用，于是便把裁缝做衣服用的案板拿来当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类书籍以及稿纸和稿本，重叠沓杂，每隔几天，总得有人替他整理一番。“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从他青年时代起，就不是很有秩序的。我上中学以前，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念书的，因此一多兄暑假回家消夏，对我也是一大解放，在他的影响之下，我也读起《史记》、《汉书》、《古文词类纂》、《十八家诗钞》这一类书籍来了。他在某一年暑假给他的朋友的信里曾写道：
“归家以后，埋首故籍，著述热大作，校订增广《律诗的研究》，作《义山诗目提要》，又研究放翁，得笔记数则，暇则课弟、妹、细君及诸侄以诗，将以诗化吾家庭也。”
记得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