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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年菲尔丁来到伦敦以后，与戏剧界有了接触，他开始以职业剧作家的身份为戏院编写剧本，有一个时期自己曾组织戏班，领导过一个不大的戏院。远在1728年，在他还没有去荷兰雷顿大学学习时，他就写了一部名为《戴着各种假面具的爱情》的喜剧，并曾在伦敦朱瑞苍戏院上演。在回到英国以后的七年中（1730—1737），他一共写了二十五部戏剧作品（包括与其他作家合写的在内），其中有喜剧、笑剧、政治讽刺剧和小歌剧等。他的主要剧本有：《法律公子》（1730），《作家的闹剧》（1730），《大姆指汤姆》（1730，1731），《悲剧中的悲剧》（1731），《现代丈夫》（1732），《堂·吉诃德在英国》（1734）等。此外，他还改编法国著名作家莫里哀的《屈打成医》为《假医生》一剧，又以这位大喜剧家的名剧《悭吝人》为蓝本写成《守财奴》（1733）。
他的所有的剧本都是讽刺统治阶级的虚夸荒唐的生活，和攻击政界的贪污贿选等黑幕的。在他的笔下，“宗教、政府、牧师、法官和大臣——全在这个讽刺巨人的脚下陷于毁灭”。④在这些剧本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他对受压迫受损害者的同情，尤其是他们在法律面前遭到的歧视，和对压迫者的痛恨。他在他早期所写的剧本《咖啡店里的政客》（1730）里，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他的写作态度。他在这个剧本的序幕里说，他的诗神的企图是在“攻击披着权力外衣的罪恶”。在《堂·吉诃德在英国》里，一个角色说：“在所有的国家里，监狱只是给穷人住的。一个穷人偷了上流人五个先令就得坐牢，可是上流人抢起穷人来成千成百，他们却安然坐在家里。”
1734年11月28日，菲尔丁和爱洛蒂·克雷道克女士结婚，随后迁往东斯图尔居住。1736年他重返伦敦，和“大蒙兀儿英国喜剧团”经营干草市场小舞台。菲尔丁把这个小舞台当作抨击社会罪恶的讲坛。这个小舞台第一次演出的就是他的新作《巴斯昆》（1736）（副题是《对我们时代的一个讽刺》）。这个剧本的基本主题是讽刺竞选贿赂与议会里生意人的横行霸道（以两个戏的排演来讽刺现代生活的戏剧作品，喜剧部分的副题是“竞选”，悲剧部分的副题是“智慧女王的生与死”），揭露了当时身居高位者的腐化和贪婪，如剧中一个角色讽刺说：“人们为了做坏事而受处罚，然而上流人受不到处罚，因此他们从来是不做坏事的。”不久，他的另一部轰动一时的剧作《1736年历史记事》（1736）（《历史记事》的剧名借用当时记述国内外大事的年鉴的名称，写了1736年发生的事情）又在小舞台上演，作者以戏中戏的手法，写一个作家在排戏，戏中演几个政府首脑商议怎样弄钱，讽刺了恶劣昭彰的大政客、以行贿贪污著名的英国第一任首相瓦尔浦。在《1736年历史记事》一剧中，有一景描写拍卖。在逼真的情景下，台上进行罕有的大拍卖，公开拍卖利厚润宽的职务、推荐权、官阶、地位等，同时也拍卖美德。大家抢购“朝中肥缺”；而“一点点儿政治良心”则不受买主欢迎。这个戏揭露了议会里的贪赃枉法，抨击了统治者们的无良心与无耻。这些辛辣的讽刺大大激怒了瓦尔浦等统治者。1737年5月间，政府机关就警告他，不许在舞台上议论政治。6月，当政的瓦尔浦内阁即以所谓“维持风化”为名，使议会通过了《戏剧审查法》⑤，规定所有剧本上演前都必须先送官方审查，否则课以50镑的罚金。在上院辩论《戏剧审查法》时，柴斯特菲尔贵族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个法令的真正起因，是因为菲尔丁的那些攻讦政府黑幕的剧本。政府禁止讽刺时事喜剧的上演，封闭了大批戏院（只剩下了两家），实际上剥夺了菲尔丁和其他政治讽刺剧作家们的剧本上演的权利，扼杀了菲尔丁的戏剧创作，就这样，菲尔丁被迫结束了自己的戏剧创作生涯。这一年他30岁。
菲尔丁的戏剧是师承希腊阿里斯多芬的。他打算在英国舞台上恢复阿里斯多芬的传统，古希腊喜剧的传统，因为在古希腊的戏剧中“任你多么了不起，也庇护不住重大的罪恶，使之不在喜剧舞台上受应得的讽刺……社会罪恶便遭受社会的唾弃。”英国近代戏剧大师肖伯纳说：“除了莎士比亚，菲尔丁是从中世纪起至19世纪，英国所有职业剧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位。不幸那个《戏剧审查法》把他从莫里哀、阿里斯多芬的行业（指戏剧）赶到塞万提斯的行业（指小说）中去了。从那以后，小说就成为英国的光荣，而戏剧却沦为它的羞耻了。”菲尔丁对英国戏剧发展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政治喜剧这一体裁。如果不是政府的扼杀，菲尔丁在戏剧上一定会放出更大的光彩。
菲尔丁被迫放弃戏剧的创作以后，为了寻找糊口之计，便于1737年进入伦敦法学院攻读法律。1740年，他在法学院毕业⑥，当了正式辩护律师，并在彭姆法庭推事室工作，但他对于从事文学事业的热忱，并没有丝毫减退，他摸索着，尝试着写作当时在文艺界流行的所谓正统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如劝善的书信体长诗，描写风俗的小品文和幻想讽刺作品等。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在失去了戏剧这个阵地以后，他开始了新闻活动，他和诗人詹姆士·拉尔弗创办过《战士》（1739—1741）等杂志，撰写杂文，继续向黑暗势力进攻，并讽刺社会上各种丑恶、不合理的现象。他在杂志上发表的一些关于乡绅、牧师、城里的时髦仕女、流氓、律师以及受冷遇的妻子等人物速写，都正好成为他以后的小说创作的素材和准备。
菲尔丁由戏剧而改写杂文，由杂文而转写小说。从1742年2月他的第一部小说《约瑟·安德鲁传》（全名为《约瑟·安德鲁和他的朋友阿伯拉罕·亚当斯先生冒险记》）发表，以迄1754年逝世为止的十二年中，他一共写了四部小说。除《约瑟·安德鲁传》外，另外三部是《大伟人约拿旦·威尔德传》（1739—1740），《汤姆·琼斯》（《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1749），《阿美尼亚》（1751）。由于他生活经验的丰富，观察力的深刻而敏锐，语言的生动多采，他的小说不但充满了生活气息，而且富于战斗性。
在《约瑟·安德鲁传》出版之后不久，菲尔丁的妻子患热病死去了，他多年的哮喘和风湿病时常发作，又因经济困窘，生活痛苦达于极点。菲尔丁虽然处境困难，但是他总是保持着奋发和乐观、愉快的精神。菲尔丁的一个同时代人蒙台鸠夫人曾这样说过：“谁也没有象他那样喜爱生活，谁也没有象他那样缺乏喜爱生活的理由。”1747年11月，他和前妻的忠心女仆玛丽·丹妮尔结婚。1748年他任西敏寺的治安法官。1752年菲尔丁又被任命为西敏寺代理司法官。同时，他还编辑了《修道院花园杂志》（1752）。紧张的工作和经常的贫困以及没有规律的生活，日益损坏了他的健康。在医生和朋友们的劝告下，他于1754年8月去葡萄牙休养。在病中他还写下了最后一本作品《里斯本海程日记》（在他死后的1755年出版）。他在里斯本只住了两个月，终于在1754年10月8日逝世，享年47岁。
菲尔丁在英国文学史上的主要贡献是在小说方面，正是他的小说决定他在英国文学中的特殊地位。
欧洲资产阶级散文小说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产生后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西欧意大利是最先走上近代商业资本主义道路的，近代西方各民族之中，文艺发达最早的也是意大利，所以最先有薄伽丘（1313—1375）的《十日谈》（小说的形式在薄伽丘以前就已经存在于意大利了）。其后，如法国的拉伯雷（1495—1553）的《巨人传》，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在同样的情况下出现的，虽然这些作品属于现实主义文学史上的早期阶段，但是，这些小说的共同特征，就是他的现实主义性的加强，消灭了在古代史诗中占支配与统治地位的“象征”与“寓意”以及无论是在英雄诗、宗教道德诗、或骑士诗篇中，在情节开展上的“超自然的力量”，排除了中世纪传奇中的神秘主义，而以描写现实社会中的生活为主，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菲尔丁的小说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说他的小说是“散文滑稽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