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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深入的探索。正是这样大量的艰苦的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刻苦攻读，他对中国古代社会获得了许多新的认识，然后才能写出《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来。
我们拿《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读，就不难发现郭老研究观点的重大改变和新的进展＊：
一，在材料方面：他认定《周易》是战国初年的东西，《尚书》中的《尧典》（包括古文的《舜典》）、《皋陶谟》（包括古文的《益稷》）、《禹贡》、《洪范》诸篇，也都是战国时代的东西。《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把它们当做殷末周初或周初的资料来处理，当然“完全是错误”的了。殷、周两代亘千余年，它们的青铜器铭文，必须确定时代，过去过于相信前人的研究成果，有的含混地使用了。至于《考工记》，是“春秋年间齐国的官书”。
二，殷人不是以牧畜为主，而已经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了。耕田的“是在用大规模的奴隶”，这就是卜辞中的“众”、“家人”。在甲骨文中，“众”字作“日下三人形”，是奴隶耕作的证明。这就是说，商代已经是奴隶制社会。
三，井田制确实有过。“一是作为榨取奴隶劳力的工作单位，另一是作为赏赐奴隶管理者的报酬单位。”只是土地名义上为奴隶主国家所有，被分赐者只能享有，不得私有，不得自由买卖。待到私田出现，且逐渐超过公田，正式承认土地的私有，奴隶制便已瓦解，代之以封建土地所有制。这在鲁国，鲁宣公十五年实行的“初税亩”便是由奴隶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的标志。这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特点和途径，而是有别于西方的奴隶制的。在西方，氏族公社的土地变为家庭私有，原始公社解体，便进入了奴隶制社会。郭老还认为，“由井田制如何转化而为庄园制，我也得到了很合理的阐明。”
四，随着工商的发达，一部分做工业、商业的奴隶便也逐步有了产业，“渐渐脱离官籍，而新成为一种工商阶层”。工商业“和农业的蜕变有平行的现象”。
五，“详细地追求了士民阶层的分化，在这上面奠定了后来的封建政权的基础。”
这篇文章在郭老的古代研究中之所以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就在于它把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产生、发展和瓦解的过程勾划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奴隶制的上限，推到了商代，下限延到了春秋战国之交。可以说，到这时，郭老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已经定型了。以后的文章，只是结合着新的材料和对立面的观点，反复加以论证和补充了。
解放后，1952年，郭老出版了又一本关于古代社会研究论文集《奴隶制时代》。
作为这文集的脊梁，是1952年2月写的《奴隶制时代》一文。郭老认为，夏代是中国“奴隶制的前驱阶段”或“初期阶段”。由于当时还没有夏代的资料出土，郭老对夏代的情况，“还不能多说”。关于殷代，郭老结合着殷墟的发掘，殷代的殉人制度和殷代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状况，有力地论证了殷代是奴隶制社会。至于奴隶制的下限，他从一般的生产情况、工商业的发展和意识形态（对于天的思想的改变，对于人的思想的改变，私有财产权的重视，名物制度的变革，文体的变革）三个方面的发展变化，认定在春秋战国之交。文集中的其它文章，针对不同的观点，论辩了西周不是封建社会，汉代不是奴隶制社会。例如《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纠葛》，郭老反复申述了周代农业社会的奴隶，在形式上和农奴相差不远，即有比较宽展的人身自由，颇类于斯巴达的耕种奴隶黑劳士。
郭老最后写的一篇古代研究文章，是发表于1972年的《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后来收入新版《奴隶制时代》作为代序。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鲁国在春秋末便进入了封建社会，许多诸侯国在战国也都完成了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变革。因而，郭老在文章中明确地把中国奴隶制社会下限划在春秋，战国便开始了封建社会的历史。
郭老研究中国奴隶制社会，从开始到完成，经历了几乎半个世纪。现在，殷代是奴隶制社会已为多数史学家所接受。奴隶制的下限到春秋，也已为许多史学家所接受。但也还存在奴隶制社会的否定论，以及西周封建说，秦汉奴隶制说等等不同的观点。这些是学术问题，相信通过争论，终有一天会达到一致的认识。可惜郭老已经不能再同大家一起进行讨论了。
《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老结束了十年的亡命生活，回到祖国主持了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的工作，忙于宣传活动，学术研究便停顿了。可是，不到三年，由于蒋介石掀起三次反共高潮，蒋管区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周恩来同志指示，一方面团结文化界人士，揭露蒋介石的对内反共，对日妥协投降的政策；一方面从事研究著作。这样，郭老又回到书斋，在几年之内，写了大量诗歌、杂文，六个历史剧作，数十篇学术论文。这成绩是辉煌的。然而，郭老的心境不免悻悻然。他在《十批判书·后记》中曾有所流露：
“我的从事古代学术的研究，事实上是娱情聊胜无的事。假如有更多的实际工作给我做，我倒也并不甘心做一个旧书本子里面的蠹鱼。”
读这段自白，想起郭老曾活跃于北伐战争的前线和南昌起义，想起郭老抗日战争初期在上海组织救亡运动，在武汉日以继夜地从事宣传工作，想起这一切，令人禁不住慨叹和悲愤。然而郭老的辛勤劳动并没有白费。他在这个时期的著作，是留给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宝库的一笔巨大财富。
郭老在这个时期写的关于先秦思想史方面的学术论文，编成《青铜时代》（其中只前四篇写于抗日战争以前）和《十批判书》两书。前者偏于考证，后者重在评论。这两书的文章互相发明，互为补充，密不可分。所以郭老曾经有意将两个集子合印，命名《先秦学说述林》。
我们只要看这两个集子的篇目，就知道都是有关先秦意识形态方面的论述。它涉及了文学、艺术、政治、哲学思想，而主要是哲学思想。从这里可以看到郭老关于古代研究的轨迹：前一阶段，他主要研究先秦社会的生产方式，即社会的结构、社会的性质，一旦把先秦社会的性质弄清楚了，就可以据以研究它的上层建筑之一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弄清楚了它的意识形态，又将反过来进一步认识它的社会性质及其演变。郭老的治学方法，也完全合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
郭老这两部书的文章，我们不妨分做若干组来读。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周易之制作时代》、《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可看做一组，论述的都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和它的变化。第一篇上文已经介绍，不赘述。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的一篇，那是作者因袭了旧说，把《易经》和《易传》的成书时代搞错了，提前了。郭老在《周易之制作时代》（1935年）中考出，《周易》非文王所作，与孔子也无关系。《易经》的构成时代，乃战国初年的东西，它的作者当是楚人臂子弓。但利用了许多殷周时代的繇辞，故蒙上了一层原始的色彩。《易传》的成书更晚，它的作者多出于荀子的门人。《易》的思想是主张变化的。楚人最怨恨秦王的统治，所以他们主张的变易即亡秦的思想，穿上了神秘主义的外衣，从《易传》中表达出来。郭老这个结论，是很新鲜的，很有深意的。
《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是对十六年前写的《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一文的补充。《诗》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也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诗》非成于一时一地。要真正看出它反映的时代，就要弄清它们的著作年代。郭老在以前写的那篇文章，对引用的诗，时代便不免含混。及至这篇文章，郭老选用了有关农事的十首来加以分析。这十首诗依次是：《噫嘻》、《臣工》、《丰年》、《载芟》、《良耜》（以上《周颂》），《甫田》、《大田》、《信南山》、《楚茨》（以上《小雅》），《七月》（《风》）。郭老考订《周颂》的几篇最早，确是周初的东西。从这几篇诗里“可以看出有大规模的公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