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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辰
要有序跋
一位朋友寄来了几本书。巧得很，这几本书都没有前言、后记。仅有一本，印了小小一段出版说明。于是，我留心起近两、三年来出的新书（包括旧书新印），发现这样无序无跋的书，象《东方》、《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等等，真是不少。
读者拿到一本新书，就好比同一个陌生人刚刚见面，很想简要地了解一下对方的来历和来意。即便是旧书重印，人们拿到它，也象旧友重逢，要知道新版与旧版有什么不同之处，以及为什么重印等等。所以我们看书，大多喜欢从前言或后记看起。特别是一本几十万字的“大部头”书，倘若前后光秃秃的，读者一捧上手，就难免象抱着一个“闷葫芦”。
因此，书不能没有序跋。
这里，一个重要问题就在于著者译者要有处处为读者着想的精神。鲁迅先生是重视书的序跋的，他每印一部书，尤其是外国文学，必有前言或后记，不少书既有前言又有后记。如印《铁流》，他就托人译出原序，印于卷首。这是我们的好传统。
我还想，序文也可以来一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本书不见得只要一篇序，可以让不同的人去写。大家看的时候，也好有个比较。
张映朝
恢复合同制
近来，常常听到有人给编辑加上“老爷”的尊号，心里颇不以为然。试问：百花园里姹紫嫣红，哪能没有编辑的扶持？作为党领导下的出版工作者，比拟之于“园丁”，或者差近，“老爷”之，实不敢苟同。
然而，也听说一些怪现象。如某编辑部向某翻译家约稿，旦夕临门，急如星火，言词恳切，出版，么？“不成问题”。译者于是乎穷业余之精力，搔首捋须于灯下，成若干万言，欣然交卷。却不料手稿从此音信全无，春去秋来，又到了柳絮槐香的季节，仍是石沉大海。译者开始沉不住气，打听一下，回答是：尊稿拜读，极好极妙，可惜因为虽然不过所以，只好转到××编辑部去了。译者循此线索追踪下去，愈追愈渺茫……
而这情况却居然绝非个别。似此看来，“老爷”之竟良有以也。
文字工作，又称笔耕，要绞脑汁，斑双鬓，滴汗水的，是种生产精神食粮的劳动。目前这类“劳动力”还远非足够，应加爱惜。当其始也，头脑发热，四面出击，及其终也，若无其事，弃如敝屣，此种作风，何以取信于人？不加改变，对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能无碍吗？
话说回来，王熙凤讲得也对，各有各的难处。编辑工作辛苦，人所共知。再好的计划，也有个改变调整。还有稿件的质量如果存在着问题，也是不大好办的。但是，无论如何，后果全由“劳动力”承担，总是不大公平吧！
据说过去有种“合同”，约稿时签定。由于合同有约束性，可以使双方更慎重，更负责任，看来是种好办法。办法既好，何不早日恢复起来？如果过去的合同制有些缺点，也可以设法改进。
黄仑
从开本谈起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最近出版了陈大远同志的散文集《安徒生的故乡》，一见到它那比小三十二开本还要短而窄的袖珍模样，便想起十几年前这家出版社精心出版的一套散文丛书：巴金的《倾吐不尽的感情》、冰心的《樱花赞》、孙犁的《津门小集》……。这套散文丛书开本统一，设计风格也很和谐，色彩淡雅，纤巧秀丽，摆在书店里别具一格，使人耳目一新。
可是，就为了这开本和装帧设计，前些年也曾经受到了批判，理由是没有反映阶级斗争。
封面设计怎样反映阶级斗争呢？于是当时的书籍封面几乎全都变成了红海洋，不是红旗，便是握紧拳头的人物画像，也有直接画枪炮的，结果把封面装帧搞成一个颜色，一个式样，抹杀了装帧艺术的特性。至于开本，几乎没有差别。如果说，这就叫反映了阶级斗争，这简直是政治上的一种庸俗化。
现在百花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散文丛书，冲破了禁忌，勇敢地恢复了小开本的装帧设计，表现了编辑工作的认真和精益求精的作风，也反映了一种革新精神和标新立异的胆识。这是值得发扬的。听说，他们还要把过去出版过的三十二开本的叶圣陶《小记十篇》等也改排成小开本，纳入这套散文丛书之内。同时出版社为了坚持这套散文丛书的小开本和抒情风味的装帧设计，也曾经作了许多努力和艰苦的工作。这本身对那些怕麻烦，图省事，马马虎虎，无所作为的出版家来说也是一个有力的刺激。
书籍的开本完全可以根据内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当年，巴金同志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文学丛刊》、《文学小丛刊》、《少年读物小丛刊》、《翻译小文库》时，不都是装帧各异，开本不同吗？特别是那套《翻译小文库》，尽管是三十八开小本，淡绿色的封面，仿宋体的书名，道林纸印的作者像，序跋齐全，校对认真，不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吗？我还藏有巴金的《死去的太阳》和他翻译的《薇娜》初版本，前者出版于一九三一年，后者在一九二八年，全都是厚达二百余页的三十八开本，并不显得小气和轻薄，也没有妨害了钱君施展他的装帧艺术才能。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记得一九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小丛书》，象《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这样的书亦是三十八开本，但是，有谁嫌它开本小、不严肃呢？
我并非专门提倡小开本，不过是想借此一端来说明我们的装帧设计应该解放思想，百花竞异，不拘一格。
余时
书籍广告
抗战以前，我国的出版物往往有书籍广告。不仅杂志如此，许多的书也如此。抗战以后就大大减少了。解放以来，仅偶然看到少数的书在环衬上有。这大概和节约纸张有关，也许还有别的原因。我以为这种情况应该改变。书籍广告不仅有商业目的，而且也方便读者，增广见闻，不应削弱或取消。
如何恢复书籍广告而又不浪费纸张，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希望大家注意研究。
扬帆
劝君莫要乱买书
二月二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天津轻工业学院来信，说今年的课本截止二月二十日绝大部分还没到。二月二十二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黑龙江红星林场的信，那儿的青年渴望学习外语，“广播电台曾多次播放英语讲座，可是我们没有教材”。
类似的事当然不止这两件，这说明了当前书籍的供需矛盾太大了。造成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四人帮”搞了十年文化专制主义，把知识的土壤变成了沙漠，现在有限的纸张和印装力量无法一下子湿润它。但读者买书的盲目性，同样也是一个原因。
以英语初级课本为例。《广播英语》、《电视英语》、电大《英语》、商务版《大学基础英语》、人教版《基础英语》、四卷本基础英语、商务版外院《英语》，还有理工英语，中学英语课本，再加上900句汉译注释，书店在北京发行的和北京有关单位、学校印刷的，总数已超过百万套，数倍于北京在学英语的人数。流到外地的，终究是少数，其中相当多的人学英语买了几种课本。这些课本是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编写的，程度不一、快慢不一、教学方法不一。基础打好之后，多读几种辅助读物是必要的，有助于提高的，但是对于初学者在打基础的时候课本多了却相互干扰，反而不易学好。如四卷本基础英语，是英国习惯用法。900句偏重于美国习惯用法。这种差别对有一定基础的来讲，不费什么力，初学者却就是一种负担。
盲目性表现在一本书可以为水平相差极远的人所购买。如四卷本基础英语，一说好，大家都抢。我询问了三十多个购买者，竟然没有一个说因为有人教这个本子而买的：有十几个是为快进中学的儿女以后学习而买的，有为现在在学英语（都不是因为有人教这个本子）而买的，有一个是为自己在大学学英语的孩子买的，有一个是为已经学过许国璋英语第五册的孩子买的，有两个是为已从外语学院毕业的爱人买的。这么广泛的“通用性”，可见购买者的盲目性有多大。
有个同志有孩子在中学，有英语课，托人无论如何要买本《汉英辞典》。人家劝他不必买：汉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