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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合读者需要，反映新时期特点。复刊以后，《英语学习》连续发表了两组文章。一是对老革命家的回忆和老革命家自己写的诗文，一是英语学家谈学习方法。陈毅同志的《语重心长谈外语学习》一文更是兼有了一二两组的特点。向革命前辈学习一直是我国人民的一个传统，特别是在今天，这些老革命家受“四人帮”疯狂迫害的事实逐渐被揭露出来，更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义愤和怀念。《英语学习》刊载这些文章的意义是深刻的。至于指导英语学习的一些文章，一些英语学界的前辈或者以亲身体验，或者根据英语特点，指明学习途径，对于初学外语的人是很有指导意义的。今天国内学习英语已经形成一股热潮，但是学习任何一门东西只凭热情、缺少办法就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的。最近香港报刊对我国学习英语的情况提出一些看法，也反映了我们不讲求方法的时弊。《英语学习》今后在这方面仍然可以继续组织一些稿件，针对具体问题（例如如何阅读科技英语、如何扩大词汇、提高阅读或翻译能力等）进行讨论，也可以邀请一些学习有成果的年青同志谈一下个人体会。
3，注意英语发展，介绍现代英语。语言同任何事物一样，也一直处在发展变化中。除了作为文学欣赏可以阅读一些老作品外，我们现在学习英语当然要学习现代英语。王佐良同志的《介绍一本口头文学作品》（1978年第2期）通过对美国特克尔的《工作着》一书的介绍，说明了当代英语的一些特点，从用词、句型直到修辞手段，是一篇很值得一读的文章。配合这篇文章载于1978年第3期的一节《工作着》的选录（《Grace Clements》），如果注释更为详尽一些，选择若干例证作为前一篇文章的阐述和补充，两篇文章就会相得益彰。Pat Adler的《Some Interesting Difficulties》从一个以英语为本民族语的教师角度指出我国教材中的一些问题，给我们打开了眼界，尽管其中有些点还是可以展开讨论的。David Crook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英语学习》的老撰稿人。他写的文章生动有趣，读起来既增长了知识，又是一种语言的享受。从1979年起连续发表的《Let’s Modernize Our English》（已刊登了三篇），使我们注意到当代英语的发展变化。他收集的例子都是第一手材料，对研究英语的人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希望他继续写下去，使我们了解到当代英语中更多新的东西。
关于《英语学习》的特点还有不少可以谈的，值得推荐的文章也还有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为了把这个读者喜爱的刊物办得更好，这里提出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供编者参考。
期刊杂志之不同于一本专著书籍，在于它的内容五花八门，在一个总的原则宗旨下，必须考虑到读者的不同需要和爱好。《英语学习》除了具有同一般期刊共同的特点外，还有一个读者不同英语水平的困难（且不谈学习科技、文学或语言的不同对象），需要编者认真对待。前文已经说过，编者在这方面化费了很大工夫，努力做到使大部分文章都能够为读者阅读、吸收。但是要使刊物的更多文章发挥作用，似乎还可以再多想一些办法。如果条件许可，把《英语学习》分为甲乙两种，各自针对不同水平的对象，当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在目前条件下，编者是否可以把着眼点更多地放在初级水平读者身上。这样做并不是要求刊物压缩较专深的稿件的比重，更不是降低刊物水平，而是要求刊物在技术上略做一些改动。譬如前面谈到的《工作着》一书的评介，对援引的例句如附有一定的解释，Crook等人用英文写的文章如果加一些注解，再如多登一些对照的文章，这样，在编辑方针同稿件取舍上完全不变，就能使只有初级水平的人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很大一部分篇幅也就能更充分地发挥作用了。
另一个问题是，在编者心目中，许多英语语言现象、语法、语音问题文革前的《英语学习》都已介绍过，似乎不必再重复。因此，复刊后的稿件，如果再探讨同一问题，就只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或者阐述大问题中较为细小的项目。且不谈《英语学习》的大多数读者——英语学习者的新的一代——最需要的是什么，这种作法本身是否会把编者的手脚束缚住，门路越来越小呢？由于“四人帮”破坏文化的浩劫，目前在各单位的图书馆里过期刊物都有很大损失，更不要说存于个人手中的了。而文革前《英语学习》发表过的文章有不少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例如系统介绍英语时态等语法现象的文章、张冠林及Crook写的练习语音的文章、介绍阅读英文报刊、介绍英美人名地名、如何查字典等知识性文章，不只初学英语的人需要知道的，就是英语教师也需要不断参考。）鉴于这种情况，《英语学习》似乎可以做两件事：一是仿照英国出版的《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的办法，把过期刊物的一部分文章汇集成册，做为刊物的丛刊。一是选择一部文章重新发表，文字和例子可以做一些修改，原貌则保持不变。这样做对于没有阅读过早期《英语学习》的读者帮助是很大的。
《英语学习》过去很注意使刊物编排得生动活泼，经常附有照片、插图。今后也可以刊登一些中外的图片、漫画。另如选登一些幽默文章，定期举办征文，翻译竞赛，及早恢复问答栏等，这些都是老《英语学习》的传统，也都是读者们热心希望恢复的。
傅惟慈
出书也要“挖潜”
向四化进军，固然要筹建一大批新的工矿企业；但是，对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却是当前发展生产最有效的措施。我以为这个精神，对图书出版工作也适用。过去十多年，在林彪、“四人帮”文化专制淫威之下，新书写不出来，旧书不准再版，书林凋落，万花纷谢，严重的“书荒”，迄今尚未缓解。怎样解决这个供需矛盾呢？积极组织编写新书，力求增加新书品种，固然重要；而注意“挖潜”，让一大批已经出版的优秀图书，得以迅速重印或修订再版，也是当务之急。
去年春天，我国出版界曾经集中力量，很短时间内重印了几十种中外文学名著，在“五一”节发售，使书籍市场顿显活跃。这种做法，备受读者称誉，说明图书的重印和再版工作确实应该重视。我们不妨算一笔帐，就拿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来说，出版各类图书不下二十万种，如果保留节目有十分之一，也就有二万种，足见大有潜力可挖。“保留节目”这个词儿，过去也曾经被人鄙弃过，似乎同“创新”不两立。其实，物质财富要靠积累，精神财富更要靠积累。图书是人类积累精神财富的重要工具，保留节目越多，表明精神财富的积累越丰厚，新文化赖以发展的根基越坚实，有何不好。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不一样。一双鞋太破旧了就不能再穿，只好弃置，所谓“弃如敝屣”。一部优秀著作，则有永久保存和使用的价值。曾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千百年来，辗转翻刻，久而弥新。出版工作如果不注意再版，象“猴子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没有保留节目的积累，那我们的文化生活，岂不成了茫茫白地！
让一部基础较好的著作获得再版的机会，经过群众的检验，修订补充，是提高书籍质量的重要办法。特别是那些费好大力量组织编写的成套的图书，如果抛弃原有的一套，另起炉灶，不仅旷日持久，质量也不一定比原来的好。例如1961年开始，由胡愈之同志主编的《知识丛书》，编入了很多介绍基本知识的优秀著作。“四人帮”攻击为“大毒草”，纯系诬蔑不实之词。这样的《知识丛书》，在向四化进军中非常需要。如果以这部丛书为基础，修订再版，充实提高，比另起炉灶新编一套，实在事半功倍。这仅仅是一个例子。因此，我恳切地呼吁我们的出版社，都能对已出版的图书再加清理，看看哪些可以重印，哪些修订再版，来一番挖潜、革新，让更多的图书问世，这对读书界将是一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