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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悉的“为艺术而艺术”这个术语，就是库兴首先提出来的。他在184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为了道德就必须去理解和热爱道德，为宗教而爱宗教，为艺术而爱艺术。”这就是库兴提出的一条带纲领性的原则。稍后，茹弗卢阿和拉勉勒就把这作为美学的一条定律来大肆宣扬。拿十九世纪下半期美学思想的发展来说，批判地介绍这三个美学家的著作并加以适当的评论，开扩一下读者的视野，还是有益的。
（三）一般美学史只限于评述美学家的著作，这固然是主要的，但未免失之偏颇。历史上有些著名的大作家或艺术家，虽然他们并不是专门的美学家，可是他们在美学史上的贡献或者影响也不一定比某些美学家逊色。要使美学史成为真正名实两副的美学史（无论是象《西方美学史》这样的通史，或是断代的美学史），见出美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全豹，似有必要打破历来编写美学史著作的一条不成文的章法：只以专门的美学家及其著作为评述的对象。应该说《西方美学史》在这方面有一定程度的突破，譬如，编著者专章介绍了歌德和席勒的美学思想，但门开得还不够大，就以歌德和席勒为例，也只是限于他们的美学论著，未能联系他们的文学创作。除此之外，似乎还可以考虑对文艺复兴时代的莎士比亚、十九世纪中叶和末叶的巴尔扎克及托尔斯泰的美学思想专章加以评介。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列宁对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都有很高的评价。现实主义本是《西方美学史》着重分析和评述的四个基本问题之一，倘再添上这方面的资料，将会使它的内容显得更加充实。
对于美学我完全是个门外汉，这些门外之谈，谬误定然不少。倘朱光潜先生能有以教正，当无任感谢！
程代熙
1979年第4期；总第4期 … 广告
本刊第一、二期再版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邮购处：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读书》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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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社会的照妖镜
重读近代两部谴责小说
近两年来，出版社陆续再版了一些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我国近代的两部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重新和读者见面了。
一定时代的文学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清代乾隆以后，已经走到一个周期的下坡阶段。一八四○年，英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妄自尊大的封建帝国的大门，这更是从古未有的大变动。《中英南京条约》之后，英、法、俄、日、德、美等侵略者纷至沓来，进行疯狂掠夺。清政府在军事上每战辄败，外交上事事退让，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接连不断，彻底暴露了这个反动王朝的腐朽无能和封建帝国的空前危机。为救亡图存，人民奋起革命；统治阶级中有些人也翻然思改革，倡维新，图自强。戊戌变法既不成，义和团运动又失败。八国联军直捣北京，大肆抢掠烧杀。进步的和爱国的知识分子，忧国家之危亡，愤朝政之腐败，思挽狂澜于既倒，首先看到和加以掊击的是官场之污浊。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谴责小说大量涌现，一时蔚为大观。
谴责小说之名，是鲁迅先生起的。因为它“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①这些小说，可说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暴露文学”。其中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最著名。
《官场现形记》，六十回，连载于一九○三年至一九○五年的《繁华报》上②；《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百零八回，从一九○三年起，陆续发表在《新小说》上，至第四十五回，因《新小说》停刊而中止。一九○六年至一九一○年，先后以单行本出版③。前者集中暴露晚清官场的腐败，后者涉及的范围更广，但重点也是官场。
小说所描写的，从军机大臣、朝廷各部院长官到地方各州县衙门佐杂，多是不学无术、昏愦无能之徒。被总督“专摺保举”为“留心时务，学贯中西”的观察，要招股开设从煤里提取煤油的股份公司；新上任的江苏巡抚惠福不顾下级再三反对，坚持要把丹阳的河泥运到南京去修马路：便是最好的例子。这些人对国家大事，百不经意；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他们只是一味地追求升官发财。为了做官得差或升官保位，他们见风使舵，逢迎拍马，到处钻门子，走内线，找朋友，拜老师，买人情，做手脚，以至伪造证件，冒名顶替，出卖故交，严参僚属；等而下之，则更有无耻到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儿媳、老婆去“孝敬”上司。做官是为了发财，所以一当了官，就拚命地攫取金钱。朝廷公开卖官鬻爵，各级文武官吏贪赃枉法。官场上一片尔虞我诈，明抢暗夺。吹牛皮、说假话、欺上瞒下、虚报冒领成风。有的出卖矿产，吞没赈款；有的克扣军饷，贩卖人口；还有的做圈套，设陷阱，敲诈勒索，谋财害命。官吏得贿受托，任意制造假案、冤案，有罪的可以不办，无罪的屈打成招。钦差查案，送钱的暗中包庇，万事全休；不送钱的撤职开缺，判刑收监。由于钱能买得官做，各省的候补官多如牛毛，地痞、流氓、赌棍、龟头、强盗、骗子，充斥官场。做贼偷了钱捐官，做着官同时又去做贼；在这个省里犯了案，到那个省又升官。为了争钱占财，伯欺侄，兄害弟，孙子虐待祖父，儿子谋杀父亲……的“怪现状”层出不穷。这些所谓的“民之父母”，畏洋人如鼠，媚洋人若狗，对中国人民似凶狼恶虎。与外国人打仗，未见敌兵先狼狈逃窜；下乡“剿土匪”，把村庄百姓烧杀淫掠，搞个精光。他们成日夜抽鸦片、吃花酒、玩相公、逛窑子、争风吃醋……。整个官场，一片昏天黑地！社会上也是骗子、流氓、烟鬼、赌棍、奸商、掮客、讼师、泼皮、和尚、道士、婊子、狎客、斗方名士、人口贩子等等狼奔豕突，而中国真正的劳动人民却在官僚们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声中啼饥号寒，食树皮草根。山西荒年人吃人，太原一府百姓死净逃光，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
作者的政治观点和立场，无疑是改良主义的。李伯元写作《官场现形记》，“专门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只是为了“叫他们知过必改”。吴沃尧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揭露了晚清社会的种种弊端，但他哀伤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沦亡，认为这些“怪现状”都是由于“人心不古”所造成，解决的办法是提倡“德育”，推行“教化”。总之，他们都主张在不根本动摇封建制度的框子里作些社会改良。所以，他们对义和团、太平天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不无污蔑之词，对帝国主义也缺乏认识（如认为他们的侵略是中国的官吏不好所招致的等等）。改良主义，在晚清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自戊戌变法失败，特别是义和团运动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走上政治舞台，革命思想迅速发展起来，改良主义逐渐失去它的进步作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势力。在此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在思想阵地上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如果说，这种战斗在1901年到1904年间，资产阶级革命派还只是“初战告捷”，那么在1905年到1907年间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虽然改良派并未死心，在1908年到1911年之间又重新活跃起来，全力鼓吹君主立宪，但毕竟已是强弩之末了。在这样一场激烈战斗中，李伯元和吴沃尧无可否认地是站在改良派一边，为宣传改良主义服务的。
但是，从《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两部作品的实际来看，这种改良主义说教的分量不多，而且没有艺术力量。为了要证明他们改良社会的必要，小说大量的、集中的是揭露官场的腐败和上层社会的污秽。另外，他们是爱国的，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所以他们以强烈的愤慨痛斥那些媚外卖国的奴才，抱着深恶痛绝的心情，鞭挞那些祸国殃民的官僚。他们虽然以“知识阶级”的老爷态度，把人民群众写成任人摆布的愚氓，但在作品中确也以同情的态度，反映了人民的苦难。特别是吴沃尧，在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写官场上乌烟瘴气，漆黑一团，除蔡侣笙、吴继之外，从朝廷到地方没有一个不是“卑污苟贱”的衣冠禽兽，然而凡是写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