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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曰，荃麟同志的观点，实质上是提倡作家“写落后，写动摇，宣扬或暴露人民的缺点，引导人民向后退”。这又是大得可怕的罪名，但这也不过是他们一贯虚构罪名的惯技。在荃麟同志的讲话中，曾反复强调说：“在方向上决不能动摇。人民公社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解决农业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关系，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任何事情都是逐渐完备起来的。我们没有人怀疑集体化的方向，但是必须看到这条道路是长的、复杂和曲折的。……搞创作的，必须看到两点：方向不能动摇，同时看到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没有后者，现实主义没有基础，落了空；没有前者，会迷失方向，产生动摇。这是一个革命者的世界观问题，是革命理想和求实精神相结合的问题——如何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困难，这是我们作家在当前形势下的责任。”这样明白晓畅的语言，在“四人帮”笔下居然完全被歪曲为根本相反的意思，人们不能不在“四人帮”这伙恶讼师的丑行面前叹为观止。的确，荃麟同志曾经提出要注意“农民思想意识改造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更深地去认识、了解、概括生活中的复杂的斗争，更正确地去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可是这又有什么错误呢？毛主席曾经同样指出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描写农村，不去深刻地认识、了解、分析、研究生活中客观存在着的矛盾斗争，当然就谈不到正确的反映，更谈不到如何发挥文学的教育作用，因为任何肤浅的、表面的、或虚假的作品，决不可能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这并不是什么创见，而是已为创作实践中的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真理。更何况荃麟同志还曾十分明确地说：“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写资产阶级浪子，写他本阶级的对抗性矛盾），社会主义的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写作的目的也不一样，那时写内部矛盾是为了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马克思说，我们的现实主义是为了动摇资本主义的乐观主义），我们写人民内部矛盾恰恰相反，是为了巩固和保卫我们的社会基础。”试问，从这样的观点中，有哪一丝一毫是提倡“宣扬或暴露人民的缺点，引导人民向后退”呢？俗谚说：朝空中吐唾沫的，只能落在自己的脸上。惊心动魄的斗争告诉我们力图拉历史、拉人民倒退的人是有的，但并不是象荃麟同志这样毕生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的革命老干部，而正是不择手段以打击诬陷为业的林彪、“四人帮”这一伙不齿于人类的阴谋家、野心家。
其三曰：荃麟主张“以小见大”，“通过单纯看出复杂，一粒米看大千世界”，就是提倡写“平平凡凡”，就是“堵塞了投身于火热斗争，同群众结合的道路”。这又是一个不知所云莫名其妙的罪名。因为荃麟同志在这里所想探讨和说明的，本来不过是短篇小说应该如何通过个别反映一般，如何按照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去概括现实生活，如何通过具体的、个别的形象描绘，达到更高的、更深刻的概括。这和“堵塞”“投身于火热的斗争”又有什么相干呢？事实恰恰相反，荃麟同志在讲话中一再强调“现实主义是创作的基础，生活是现实主义的基础”。他不仅要求作家深入生活，而且还要求作家应该有观察力、感受力、理解力和概括力。这些十分中肯、十分精辟、十分值得作家们思考的见解，怎么会有“堵塞”“同群众结合的道路”的可怕罪过呢？其实“堵塞”的理论是有的，那并不是别人，而正是“四人帮”所推行和鼓吹的什么“主题先行”、“路线出发”、“高大全”、“三突出”之类。在他们看来，文艺创作只要按照他们所规定的这套“模式”去写就行了，就能完成他们的“和走资派作斗争”的阴谋“任务”了，还需要什么“投身于火热的斗争”，走什么“同群众结合的道路”呢？
林彪、“四人帮”一伙，用这种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卑劣、恶毒的手法，迫害荃麟同志，反对文学创作要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反对文学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反对作家深刻地研究现实中尖锐复杂的矛盾，说穿了，无非是要把文学变成他们一整套反动政治思想的传声筒，妄图磨灭革命文学的战斗锋芒，剥夺革命文学和一切黑暗势力进行不妥协斗争的威力，取消文学通过深刻地反映现实斗争生活来教育人民的权利，以利于他们搞乱人民的思想，愚弄欺骗人民，制造篡党夺权的舆论，并为他们实现反革命复辟阴谋做思想上的准备。对荃麟同志的残酷迫害和对包括“现实主义深化”论在内的所谓“黑八论”的歪曲、诬蔑与“批判”，不过是他们整个血腥阴谋中一个小小的环节罢了。
然而，假的毕竟是假的，诬陷绝对变不成真理。如今，荃麟同志的沉冤终于昭雪了，强加在“现实主义深化”论的诬陷之词，也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澄清。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逃不脱为“天下戮”的下场，荃麟同志为社会主义文学所作出的巨大劳绩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里。
七九年五月二日
丁诺
1979年第4期；总第4期 … 书讯
《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李焘撰，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以编年体记载了北宋的历史，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续编。撰写人根据实录、“正史”、官府文书以及各家野史、家乘、行状、志铭等材料编撰成书。全书今存五百二十卷，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九六○），止于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一○九八）。字数多达七八百万，为研究北宋历史不可缺少的文献。由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教研室整理，进行了标点、校勘。已出第一至第三册，第四册以后各册将陆续出版。 （华）
新校本《陶渊明集》，逯钦立校，中华书局将出。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有名的大诗人。他的诗文风格冲淡，在崇尚辞藻对偶声律的六朝文坛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有昭明太子肖统特别推崇他，称其“辞采精拔，独超众类”。他的作品，深深影响到后世许多的作家。在东晋政治动乱的年代里，他又曾写出了乌托邦式的《桃花源记》。
陶渊明的诗文，在其生前已有人抄传。自齐、梁迄于宋、元，屡经补辑、校订以至注释，刊刻十分丰富。《陶集》传世既久，文字上的舛误也就相当严重。这给过去的研究者造成了不少麻烦，使得一些问题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今天要对陶渊明做进一步的研究，自然应该先把以往驳杂纷歧的材料加以综合整理和分析。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新校本《陶渊明集》，是吉林师大逯钦立教授的遗作，它以元刊李公焕笔注本为底本，与宋、明各本及诸类书精心比勘，正文择善而从，异文巨细并录。校者对于字句的取舍虽未必处处允当，然其一得之见，往往给读者以有益的启发。至于广搜博采的异文，则又可以使研究者省去许多翻检群书的功夫。
为了便于阅读和研究者参考，新版《陶集》还有简明的注释，并附载逯先生研究陶渊明的两篇专著：《关于陶渊明》，《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
《初唐诗》（英译本），斯蒂芬·奥文译，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年，售价美金20元。
中国的唐诗，在一般汉学家中一致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618—713）；盛唐（713—760），以王维、李白及杜甫为主；中唐（760—840）；晚唐（840—906）。本书作者专门论述初唐诗，认为这一阶段在唐诗发展中，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是从六朝诗的衰落，逐步过渡到盛唐期新诗体的初兴时期。
斯蒂芬·奥文对初唐时期的诗歌，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宫廷诗及其反对派”，叙述宫廷诗的特点，即禁止表达个人的强烈情感，华丽的词藻胜于直接叙述，就 题赋诗，与对仗工整等等。这种诗体从五世纪末到七世纪初，严重影响了中国诗的发展，到七世纪初才有反对派出现。第二部分为“叛离宫廷诗”（660—670），主要叙述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认为他们创立了自我表达的新诗风。第三部分叙述陈子昂全部摈弃六朝的影响，主张更为健康与表达个人情感的诗风，并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第四部分叙述武则天与中宗朝的御用诗人（680—710），作者对这一时期比较重视，认为即使是宫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