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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深，意未尽。告别时，他陪我到车站的途中对我说：“我创作过程中认识的第一位责任编辑曹燕芳同志叮嘱我要多写出一些高质量的科普读物来，这一点我还没有做到。”我注意到他在讲到“第一位责任编辑”时凝注着类似对启蒙老师的那种深情。我知道，曹燕芳同志在编《十万个为什么》时，收到当时年仅十九岁的叶永烈的第一部书稿，她从作品表述清楚、文笔流畅等优异之处发现这位青年的革命锐气和才华，尽管作品中有些见解还比较幼稚，间或有些错别字，作者还只是个普通的学生，谈不上什么“头衔”，但她能不拘一格用人材，便毅然经手发表了叶永烈的《碳的一家》。之后，在编化学分册时，从叶永烈写的一百七十六则条目中，选用了一百六十六则，这是何等的信任。这种为新生树苗松土浇水之功，也正是可敬的园丁。
倪平
忆武库街
抗战胜利，次年“复员”出川，已经三十二年了。我常常想，如果有机会重游重庆，第一天，便要到武库街去看看。
抗战时期的武库街，已经改名民生路，但大家口头还是叫惯了旧名字。几乎所有书店都在这条街上，只有商务印书馆在白象街，也近得很。我在四川八年，大抵总是在重庆附近一些乡场上教书，每次进城，尽管来去匆匆，还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这条街上。特别是1940年夏秋几个月，失业流浪在重庆，更是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这条街上的书店里度过。
武库街上的书店，明显地分成几类。
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这些党所领导的进步书店，永远是从早到晚挤满了青年顾客，衣败履穿，蓬头乱发，然而目光炯炯，桀傲不驯，看书的比买书的多。书是一律放在两边靠墙的架上，摊在当中的长桌上，任人随意取阅。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的书刊，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理论和纲领的书刊，以及以左翼作家为主体的抗战文艺书刊，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合法条件，都可以在这里公开出售。这些书店还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工作，新知书店门前就经常展览新闻图片，铁托元帅带着他的大猎狗的照片，我就是第一次在那里看见的。
商务印书馆之类，又是一个样子。书都锁在玻璃柜里。气氛雅静，有些沉闷。顾客都是服装整洁、神态安详的中年人和老年人。我也偶然去看一看，立刻觉得这不是我的地方，再看周围，果然一个青年人也没有。
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拔提书店、中国文化服务社之类，说它们门可罗雀，丝毫不是夸张。我从它们门口经过无数次，至今怎么也想不起有顾客在里面看书买书的印象，只记得老是看见几个店员百无聊赖地靠着柜台向门外眺望。有一晚，我竟然看见他们在店堂里面打起乒乓球来，擦得明晃晃的玻璃柜，一排排整齐的书，在重庆的昏黄的电灯光下，越发显得寂寞。
三大类书店之外，还有很特殊的一家，就是《新华日报》门市部。那里顾客也少，因为人们不大敢去。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书，这些都只在那里才能买着，因此往往又不得不去。去时总是假装偶然经过，暗暗看清楚门前似乎没有特务模样的人，才一下子闪进去。在里面尽量不逗留，不看别人，买好书，藏进口袋，再闪出来，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开去。其实大家都知道，附近决不会没有特务监视。但估计一般情况之下，单是去买买书，也许还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反共高潮一来，那里可也就是门可罗雀了。那里的店员，一看就和一般店员不一样，不论什么时候，都是战士在岗位上一样的严肃，对每一个进来的人投以警惕的一瞥。1940年春间，我在宜昌时，《新华日报》宜昌代销处一个青年，也是这种经常保持严肃和警惕的样子。我便以一个素不相识的顾客的身份，信任地把投给《新华日报》的稿请他转交。当时虽有朋友警告我，说那只是代销处，政治上未必可靠。但不久，投的稿便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出来，我也并没有因此遭到什么灾祸。
进进书店，就有遭祸的可能，今天常去新华书店的青年读者们，大概是很难想象的。但在三四十年前，在国民党的黑暗王国里，进步书刊的光芒怎样发挥不可抗拒的威力，今天的青年读者们恐怕也很难想象。
1938年我随家庭逃难，经过九江、南昌、株洲、衡阳而至桂林，后来又经柳州、贵阳而至重庆，每到一个城市，哪怕只住一天两天，我都首先去找生活书店或其代销店，站在那里，一本一本地看，不厌重复，不论深浅，碰到就看。1938年这些城市是否全都有了生活书店，现在说不准；但当时这些城市的书店里，全都找得到生活书店和其他进步书店的书，却是清清楚楚记得的。不管所到的城市再陌生，只要一找到这些书，就象那个为我所一心向往的光辉的世界，也在这陌生的城市里出现了。那时湘桂铁路还没有通，我们在衡阳等车去桂林，住了十天，我就天天待在书店里，后来曾有诗句回忆道：“经旬淹滞惟披卷”。除这以外，关于衡阳的一切，全没有留在记忆里。
遗憾的是，没有钱买书，只能站在书店里看，而能够这样看的时间又有限。匆匆经过的城市不必说，便是桂林，虽然1938年下半年住了几个月，但为了吃饭，在一个机关里当了一名抄写员，每天八小时关在办公室里，也没有时间常跑书店。《资本论》的出版，是我在桂林时候读书界的一件大事。这样的书，实在不可能站在书店里看，便咬咬牙买了一套回来。这是我所有的第一部大部头的名著，那纯白封面上一条红道，我是怎样地百看不厌呀！我一下班就打开书来啃，啃到“地租论”，实在有些啃不动，带着它到了四川，后来是连同一小箱在当时都足以招致杀身之祸的书一起忍痛烧掉了。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让我在书店里看，这些书都不会咬牙去买的。
1940年夏秋几个月间在重庆的失业流浪生活，终于弥补了这个遗憾。
当时我除了一小包衣服，一条薄被而外，一无所有。住在一间小楼房里，屋顶在大轰炸中震开一个大洞，仰面可见天空。室内只有一张破桌，一条破凳。人睡在楼板上，遇到“巴山夜雨”，可就毫无诗意，只好把薄被卷起来放在破桌上，人坐在破凳上等天亮。后来搬到两路口附近，房子较好，夜雨不必担忧。这是一个亲戚租的，他们躲轰炸疏散下乡，仍然保持着租赁权。屋内连破桌破凳都没有。而且那一片房屋都没有居人，路灯也停了，整个区域夜晚一片漆黑。我就一个人睡在这没有灯没有人的区域的一座空楼的空荡荡的地板上。
但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对这一切都不会在乎的；单凭憧憬和追求，就能够高高兴兴地活下去。还住在那间抬头可见天空的小破楼上时，我就曾幻想一面靠投稿换来生活费，一面在书店里读书，就这样活下去，不必找什么职业。当时的《读书月报》上居然刊用了我的一篇投稿，得的一小笔稿费，维持了好多天的生活。但其他投稿都没有发表，吃饭的钱还得另行设法。当时重庆还有几个穷朋友、穷同乡，我轮流着向他们每次借几毛钱，够吃两顿烧饼或“豆花饭”的，就足够在武库街上消磨一天了。总是从生活书店开始，一家一家看过去。每进一家，先浏览一遍，如果有什么昨天还没有摆出来的新书刊，便拿来翻阅一下。然后，拿起昨天决定要读的，从头仔细读下去，一本读完又读一本。有些太大部头的书，现在记得的例如葛名中的《科学的哲学》，老站在一家书店看，自己似乎也不大好意思；看到一个段落，便记住页码，换一家接着看，好在几家进步书店卖的书都是大同小异的。那时兴趣全在理论，文艺书刊不大看。但对文艺毫无轻视之意。凡在这些书店出售的书刊，凡是这些书刊的作者和编者的名字，不管读过没有读过，我一律崇敬地看熟记牢，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引导者。例如，沈志远这个名字，在我当时心目中就有特别的份量。先前，我学哲学的第一部书，就是他翻译的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现在，我又无限景慕地读着他主编的大型理论刊物《理论与现实》。抗战前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我读过，但从抗战爆发以来，《理论与现实》这样每期厚厚一大本的刊物，我还是第一次接触。何况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