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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个出版事业非常发达的国家，全国约有出版社三千家，一年出书二万五千多种（1977年统计），即每天平均有新书七十种摆到书店门市部。走进日本的书店，会看到店内空间利用得很好，四周的书架伸至天花板，中央摆设书台，有的书台上还立着小书架，大量的书刊分门别类地陈列着。
书多了，要挑选高质量的也并不那么容易。粗制滥造的书不少。“在书的洪水中，出现了书的饥饿状态”，就是指这一情况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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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种袖珍本的丛书，分两类，一类是“新书判”，开本是10。5×17公分，另一类是“文库本”，开本10。5×15公分。书店有专柜陈列这种袖珍本丛书，如“岩波文库”、“新潮文库”、“中央文库”、“角川文库”、“国民文库”等。读者很欢迎这类丛书。
著名的“岩波文库”，是从1927年开始出版发行的。1955—62年，出现了“新书判”的热潮。但是后来“文库本”越来越盛行。近年一些大出版社争相出版“文库本”，到现在据不完全统计，约有三十家出版社出版了四十多种“文库本”，一年出书近二千种。
过去，“文库本”多为经过精选的国内外名著、马列的经典著作等，但现在选题日益广泛，质量有所下降。如一些质量不高的现代小说，甚至连环漫画等，也出“文库本”。现在“文库本”也很讲究装饰，有彩色套封，相当精美。
“文库本”的最大特点，是价格低廉。如一本三四百页的小说，售价一二千日元，然“文库本”的定价只有几百日元。还有一个特点是携带方便，可以随便放在衣袋里。看来，“文库本”热在短期内不会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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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日本一些大学生和成年人津津有味地看无聊的连环漫画，也是一个怪现象。1972年，女画家池田理代子的《凡尔赛的玫瑰花》，共发行了八百万册，还改编为歌剧上演。这本连环漫画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又穿插进爱情故事，投合了小资产阶级青年男女的胃口。去年十一月，东京早稻田鹤卷町成立了藏书三万册的“漫画图书馆”，每天都有不少人借阅。当然，问题不在于连环漫画这个形式，而在于内容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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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岩波书店、未来社等少数出版社的书批发出去后不得退回以外，其他出版社都采取委托贩卖制，销售不出的书可以退给出版社。退货率竟近40％。据统计，一年有十亿册书刊被当成废纸处理。1968年河出书房、1974年三省堂、去年筑摩书房的倒闭，都与此有关。这些大出版社的倒闭，在日本文化出版界和读者中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刘德有
论翻译书
新璋先生：
大扎并尊译稿均陆续收到。René与Atala均系二十一二岁时喜读，归国后逐渐对浪漫派厌倦，原著久已不翼而飞，无从校阅，尚望惠寄。惟鄙人精力日衰，除日课外尚有其他代人校订工作，只能排在星期日为之，而友朋见访又多打扰，尊稿必须相当时日方能细读，尚盼宽假为幸。
鄙人对自己译文从未满意，苦闷之处亦复与先生同感。传神云云，谈何容易！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增，而传神愈感不足。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况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此两种mentalité殊难彼此融洽交流。同为métaphore，一经翻译，意义即已晦涩，遑论情趣。不若西欧文字彼此同源，比喻典故大半一致。且我国语体文历史尚浅，句法词汇远不如有二三千年传统之文言；一切皆待文艺工作者长期摸索。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又须能朗朗上口，求音节和谐；至节奏与tempo，当然以原作为依归。尊札所称“傅译”，似可成为一宗一派，愧不敢当。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而论，自问与预定目标相距尚远。
先生以九阅月之精力抄录拙译，毅力固可佩，鄙人闻之，徒增愧恧。惟抄录校对之余，恐谬误之处必有发现，倘蒙见示，以便反省，无任感激。数年来不独脑力衰退，视神经亦感疲劳过度，往往眼花流泪，译事进度愈慢，而返工愈多：诚所谓眼界愈高，手段愈绌，永远跟不上耳。
至于试译作为练习，鄙意最好选个人最喜欢之中短篇着手。一则气质相投，容易有驾轻就熟之感；二则既深爱好，领悟自可深入一层；中短篇篇幅不多，可于短时期内结束，为衡量成绩亦有方便。事先熟读原著，不厌求详，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译。平日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旧小说不可不多读，充实辞汇，熟悉吾国固有句法及行文习惯。鄙人于此，常感用力不够。总之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烈热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倘能将英译本与法文原作对读，亦可获益不少。纵英译不尽忠实，于译文原则亦能有所借鉴，增加自信。拙译服尔德，不知曾否对校？原文修辞造句最讲究，译者当时亦煞费苦心，或可对足下略有帮助。草草先行布覆，即候文绥。
傅雷拜启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
《狱中书简》不知何人所译，来书误为拙译，未审何故。辱排鄙人译事年表，以记忆力极差，又无记录，无法补充或纠正。
足下在何处工作，能见告否？
拙译巴尔扎克三种均将于一二月内出版（内《搅水女人》La Rabouilleuse一种已收到样书，不知北京市上已有发售否？），丹
纳《艺术哲学》正在上海印刷，二月中下旬可出书。
文言中“祈”字作“希望”解，不宜于信末代“颂”字或“候”字用。 又及
附 记
六六年底，听到傅雷已成古人的传闻，不胜叹惋。慑于当时文化专制的淫威，不得已而“坚壁清野”，把傅雷先生的多次来信和批阅的译稿，忍痛牺牲，投入炉中，付之一炬。现在影印的这封信，可称是劫后余灰：烧信时，趁家人转背之机，悄悄藏在后面的裤袋里，才得以保存下来。此信傅雷先生当年曾要我录副一份寄他，想必是较有内容吧。
早在大学毕业前，为了练笔，译了一点有关罗曼罗兰的文字，贸贸然寄去，请傅雷先生斧正。先生并不因为是学生的习作而鄙夷不屑，也不因为是稚拙的学步而降低要求，前后回了几封信，译稿也经仔细批阅，用红笔和蓝笔作种种记号，一一指出毛病所在。来信则结合译稿提出若干原则性意见。其中有一段话，我至今还记得：盖叫天说得好，“慢就是快”，这是指开始学艺的人，必须走得慢，要打好基础，以后才能走快。
踏上工作岗位后，学习条件甚差，周围也无师长，只好向傅译请教：对照原著，含英咀华，苦读四年。开始把妙笔佳句注在原文上，慢慢越注越多，最后发觉几乎大半都已注出，那何必不全文抄录呢？于是发心把傅译六本巴尔扎克，一本梅里美，整部《约翰·克利斯朵夫》，计二百五十四万八千字，一字不漏抄在原著上，以便随时翻检查阅。函中所说，“先生以九阅月之精力抄录拙译”，就是指这件事。当时全部傅雷译文中，只差服尔德的二十万字没抄，因为没有行距较宽的原版书，故函中有“拙译服尔德，不知曾否对校”的询问。
“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谈到打基础，限于我当时的条件，对照阅读，或许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当然，抄书是笨办法，未必可取，要紧的是能记在脑子里。在自己跨出第一步之前，沿着前人开创的道路走下来，看来是慢，实际可以省却徒劳的摸索，避免无谓的弯路。只有继往，才能开来。傅雷先生的翻译，也是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丰富的经验之后，才达到较高水平的。当一个人能把别人的经验学到手，他的本领就大了。这需要择其善者而从之。而有所借鉴和没有借鉴，大不一样，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