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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补救这种亏本情况，大学出版社也在慢慢的改变方针，不象以前那么道貌岸然了。有的甚至不要学者来主持业务，而向商业性出版界挖角，出书开始注重生意眼。比如在过去，社会、人文的科研书目占全部总书目约一半，但现在有的大学出版社也开始出版诗歌小说，不但如此，有的也接受非学者教授的外界人士的稿件，这样与商业性出版社抢起生意来了。
另一种倾向是出版专门化。例如韦斯连大学专出诗歌，锡拉丘兹大学专出环境研究书籍，印第安纳大学专出民俗学，俄克拉荷马大学专出印第安人研究等等。凡此种种，无非是希望能扩大一些销路，至少做到减少亏本。
大学出版社每年出版的总书目约二千种，大的如普林斯顿、哈佛、芝加哥、加利福尼亚等大学，每年约各出版一百二十五种新书，而小的只不过出二、三十种。这些书虽荣膺不少书奖，但列入最佳畅销书目的却绝无仅有。
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委员会一般约六人到十二人，都是本校教授。编委会接受外稿，也请外界学者共商选题。一般印数初版不过二千到二千五百本，如果能给五百元或一千元的版税，已算不错了。不过作者可以在书籍的装帧上得到安慰，一般都是用头等纸印，布面精装，甚是讲究。
自从约翰斯·霍浦金斯大学于一八七八年首创大学出版社以来已有一百年了，它第一本印的是美国数学杂志。在这一百年中，它一共也只出了二千五百种书。就历史悠久而言，在一九○○年以前创办出版社的仅约翰斯·霍浦金斯、康乃尔、芝加哥、加利福尼亚、哥伦比亚五家。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姗姗来迟。此外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在美国也设有分处，这两家营业倒不错，很少亏本。
大学出版社出的固然多半是枯燥无味、少有价值的书，但在此一百周年纪念之时，我倒也要为它们吹嘘一下，其中也有爆发冷门的。比如一九五○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由一个年轻社会学家及其两个同事合著的《孤独的人群》。当初出书时因此书太专门，只印了一千五百本，以为足够应付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的需求。不料此书竟然畅销一时，历年以来，平装本每年可销五万本，总数已超过一百万本，许多大学选了此书为社会学教科书，作者大卫·里斯曼就成了著名的社会学家了。
又如一九六○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有关教育学的书，本是一次教育会议的讨论的结果，出时哈佛很勉强，出后却受到书评家的好评，数年来单是精装本就销了七万五千本。书名《教育过程》，作者杰罗美·布鲁纳。
另外一个例子是注重出版从西班牙文翻译过来的拉丁美洲文学的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了西班牙流亡诗人胡安·拉蒙·希门尼斯的诗集《柏拉特罗和我》，同年该诗人即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商业性出版社对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看了只有眼红。
但是这都是个别例子，大学出版社出的书绝大多数都是乏人问津的。这里仅举一端，可见一般：普林斯顿出了一本《日本人口》，作者爱琳·泰伯尔搜集了十三个世纪以来的资料，共有一百四十一个统计表。其销路之少，可想而知，但普大认为这些表有价值，向福特基金会请求补助一千元资金，专家们认为此书乃是权威之作。
对于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研究，也是各大学出版社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了，不是这篇通讯所能包括的，这里只好割爱。
二月十六日于纽约
纽约航讯
本刊特约记者 董鼎山
凡尔纳的传记
伟大的法国科学幻想小说作家儒勒·凡尔纳（生于1828年2月8日，卒于1906年3月24日）的传记，有沙利阿诺的《凡尔纳传》和马尔丹的《凡尔纳的生涯与作品》。
凡尔纳的作品，不但青少年爱读，就是成年人或学者也很喜欢。书中的主人公往往有无比的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勇敢。他又竭力谴责贫困、失业和人压迫人的现象。
堪
法国在读书
《法国在读书》①调查报告报道，近二十年来，法国读书人的比例提高了百分之十五。在电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年代里，读书人比例增加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巨大成就。《法国在读书》调查报告撰稿人莎尼克·若桑指出：1959年时，法国只有一百万架电视机，目前拥有一千五百万架。这二十年里，法国进入了电视的世纪。阅读能否抗拒图象的吸引力？为解答这个问题，《快报》周刊通过路易一阿利研究所向两千名十八岁以上的法国人进行了社会调查。调查结果：和二十年前相比，读书的法国人的比例增加了百分之十五。1978年和1958年相比，出版物多了两倍，这个数字本身亦从另一角度印证了调查结果。
在电视的初期阶段，即呈现集体图象的时期②，图书以个人提高文化修养的手段这种资格向前发展。今后，一旦视听能借助于视的保存，允许每个个人有自己私人的图象“图书馆”时，图书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在印刷业与电子业激烈竞争之间，文化的前景未卜。
读书抗拒住电视的冲击是由于读书自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法国人书读得越来越多了，那恰恰是因为他们以另一种方式读书了。
近年来在巴黎新建的波堡文化中心首先是法国最大的图书馆，占地一万六千平方米，拥有二千八百个座位，藏书三十五万册。它还是最现代化的群众性文化传播中心。这里有三十五万件幻灯片，一万一千张唱片，五万二千卷微缩胶片，一千部影片，二千四百份杂志……还有法国文件电子传送中心的一个附属传送分支装置。
在波堡文化中心，人们以崭新的方式读书。这里，阅览毋须登记，没有任何手续。读者与书架之间的任何界限不复存在。原来预期每日有四千读者，实际上每天接待的读者远远超过预期数字，为八千至一万五千不等。他们之中有和国立图书馆的读者一样的那种坚持要安静环境和自己座位的“读书人”；有没有明确目标，不愿别人提供意见，碰上什么书就“啃”什么的“情愿四处漂泊”的青年一代；还有心中有数的“用书人”，他们很明白自己为了工作、学习或娱乐能够在波堡找到什么文字材料或视听资料。
今天，法国出现了一个不是使读者来找书而是带了书去找读者的运动。特别是在边远地区，这一运动更是进展得十分有效。例如，在法国最偏僻穷困的洛赛尔地区，每平方公里只有十四个居民，这里的村庄被人们遗忘了，荒凉孤寂，有的乡村小学只有一名教师，两个学生。在这一带，甚至连电视节目都收不到。但是，每逢图书车开来，村落复了，老师、学生和村民纷纷跑来，如饥似渴地借阅图书。图书借阅车每两个月来一次，每次把最新出版的和读者索取的书籍送来，并把归还的旧书带回图书借阅中心。
在法国，就读书问题进行的社会调查的第一个问题是：“除报纸杂志外，最近三个月内你有没有读过一本书？”二十岁以上的法国人之中，百分之五十七回答读过，百分之四十三回答没有。在1960年时，出版家联合会曾提出过相同的问题，百分之四十二回答读过，百分之五十八回答没有。由此可见，二十年的变化是读书人比例增加了。
在这百分之五十七的读者当中进一步调查结果是：其中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在一季度之内读书五本以上，他们大多是干部、自由职业者、青年，还有资产阶级；百分之十七的读者平均每月读一本书，这些人以干部、小学教师、职员、技师为主；还有百分之十八的读者在三个月内读一至两本书，他们大部分是工人、小商人、技工和农艺师。
然而，尽管法国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