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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风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一位十分活跃的青年诗人，也是诗歌大众化运动的热心倡导者。他曾宣称：“中国诗歌会，肩起了诗歌大众化的重担，以‘创造大众化诗歌’为主要任务之一。”以蒲风为首的“中国诗歌会”的同人，确实都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在《六月流火》这本意欲“表现大时代下的农村动乱”的长诗中，诗人创造性地运用了自己故乡流行的客家山歌的形式，广泛采集了岭南农民群众中活的口语，利用“对唱”、“轮唱”、“合唱”等民间歌谣的传统手法，并创造了“大众合唱诗”这一旨在抒发“大众心声”的新形式，气势磅礴地反映了党所领导的农民暴动。尤为可贵的是，这首长诗脱稿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其时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胜利到达陕北，而长诗对于这一伟大的、亘古未有的历史事件，就已作了热情的礼赞，成为左翼革命文学中最早歌颂长征的作品之一。郭沫若于一九三六年春与蒲风谈话时也曾指出：“至于《六月流火》，虽无主角，但也有革命情调作焦点。其咏铁流一节可以把全篇振作统率起来。结尾轻轻地用对照法作结，是相当成功的。”（《郭沫若诗作谈》，刊《现世界》创刊号，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六日出版。）“咏铁流一节”，是在长诗第卜九章《怒潮》中。这里，诗人敞开赤热的心胸放歌：
铁流哟，到头人们压迫你滚滚西吐，
铁流哟，如今，蟠过高山，流过大地的胸脯，
铁的旋风卷起了塞北沙土！
铁流哟，逆暑披风，
无限的艰难，无限的险阻！
咽下更多数量苦楚里的愤怒，
铁流所到处哟，建造起铁的基础！
诗人在炽热如火的诗行中，对创立旷古奇勋的“铁流”——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谱写了高亢激越的颂歌，寄托了对于光明灿烂的憧憬。另外，他还在诗集的跋文中表示“我们要来歌咏铁流群的西征北伐”，准备以“起码千行以上的叙事体诗”来记录这一“伟大的史诗”。在文禁森严的黑暗旧中国，我们年轻的人民歌手，不仅无畏地写下了长征的胜利，而且勇敢地表露了创作史诗的欲望。这种蔑视“文化围剿”的浩然正气，这种宣传革命真理的执着意愿，正是当年左翼文艺运动中革命文艺战士的特色，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与忆念。
《六月流火》熔铸了火焰般的革命激情，镌刻了怒涛般的革命史实，必然会使反动势力感到战栗，而得到人民及其先行者的赞赏。鲁迅就曾推崇过这本长诗，把它成批地寄给北方的学生和战友。他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致曹靖华的信中写道：“《六月流火》看的人既多，当再寄上一点。”曹靖华后来在上述书简的注释中也写道：“《六月流火》，清新活泼，充满革命朝气，颇受当时革命青年所欢迎”。诗集出版的当时，也有人撰文评论说：“《六月流火》是在中国诗坛上沉闷的氛围里投进一枝火箭，披着雪亮臬流的棱角，在动乱时代下燃起了巨大的火把”（岳浪：《六月流火》，刊《现代诗歌论文选》，一九三六年六月初版。）从中也足可窥见，《六月流火》在当时诗歌界产生过甚大影响。
在此前后，蒲风的诗作曾多次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所禁毁，如一九三四年四月出版的《茫茫夜》，同年七月即以“普罗文艺”的罪名查禁；又如一九三六年十月出版的《钢铁的歌唱》，同年十一月即被查禁；再如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出版的《取火者颂》，一九四○年四月即以“故不送审原稿”的罪名密令查禁。但是，诚如鲁迅所说：“纸墨更寿于金石”，无论金戈斧钺的围剿，还是磐石危岩的重压，都绝对封禁不了革命文艺的滋长、壮大和流播。鲁迅还说过：“试看新的文艺和在压制者保护之下的狗屁文艺，谁先成为烟埃。”如今，历史已雄辩地证明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承袭者“四人帮”所推行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破产。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不灭战绩，其中包括《六月流火》，将永远成为人民所珍视的精神财富。
禁书经眼录
胡从经
《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
《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是不定期出版的外国哲学史刊物第一辑的中心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有王若水、贺麟、陈元晖、陈启伟、叶秀山、杨一之、汝信、王树人、余丽嫦和薛华等同志论述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的文章。此外有读书札记一篇。
本《集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读《清代文字狱档》
最近，重读了《清代文字狱档》一书，心情很不平静。
这是一部在四十多年前由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出版的专题资料书。它选辑了原文献馆（即今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藏清代，特别是雍正、乾隆两朝有关记载文字狱问题的大量历史档案文件，诸如各种谕旨、批奏折、咨文、供状，等等，采取按照案件分辑出版的形式。
所谓文字狱，是指历代统治者借言论、著述等问题对一些人进行残酷迫害所造成的冤狱。在我国漫长的阶级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伴随着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文字狱一直层出不穷。如果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大兴文字狱的始作俑者，继起的汉、唐、宋、明各代也都有着各该时期重大的文字狱案件。清朝统治者进一步发挥了封建地主阶级多疑暴虐的阶级本性，挟国家政权的强大力量，使用各种残酷狡黠的手段，迭兴文字狱。对清代文字狱进行某些剖析，或可有助于我们对文字狱罪恶本质的认识。
清朝大搞文字狱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打击政治上的反对势力，企图消灭一切不利于本身统治的议论和记载。为此，不惜歪曲和篡改历史记载，甚至禁绝大批图书的刊行，追毁已经流传在社会上的许多书籍，列出许多所谓“禁书”、“逆书”，对这些书籍的作者进行了骇人听闻的迫害。康熙二年（1663年），有人告发庄廷在其刻著的《明史》一书中有“大逆”言论，其实不过是庄氏站在明遗民的立场记述明末史事，有的地方直书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名字，又称孔有德为叛逆，等等。康熙竟下旨严加追究，并将庄廷刨棺戮尸。雍正七年（1729年），因曾静及其学生张熙受清初学者吕留良著作的影响，酝酿反清，在其供词中，又涉及雍正使用各种阴险狠毒的办法倾陷自己兄弟以夺取帝位的情况，雍正不但将吕留良戮尸灭族，追毁吕留良全部著作，对其他人有引用吕留良言论的著作的也一律搜毁，还编造了大量谎言，亲自撰写了《大义觉迷录》一书为自己辩解，命令全国地方官都要按时向士子宣读，企图以弥天谎言配合血腥镇压，胁迫人民箝口搁笔，不敢再议论朝政。到乾隆时期（1736—1795年），为进一步控制思想舆论，竟下令全国各省都要查缴应毁“禁书”。当时，在各省、府、州、县地方官衙门，都要专设“收书局”，负责检查和收缴后，上交各种“违碍禁书”，对其中一些被认为有直接反清倾向的书籍更要定为“逆书”。所有刻印这类书的书板一律焚毁，如有已立碑石的，概行椎碎，以杜绝流传。在规定期限之外，如发现仍有收藏“禁书”、“逆书”的，不但书要充公，人还要被判重罪。
被查禁图书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开始时仅限于明季的野史，文武官僚的奏章、记事，文人的文集等，其后，一再扩大，各种来往书信、帐册、笔记，“不论诗文杂著以及传奇小说”＊一概在查禁之列。“无论断简残编，如有违碍语句，悉行呈缴”。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江西巡抚海成一次就缴交应毁禁书八千余种，受到乾隆谕旨褒扬，下令要各省仿效。于是乎，各省都一搜再搜，一缴再缴，不知有多少珍贵的文化典籍，惨遭浩劫！
在收毁大量图书的同时，还对所谓“逆书”的作者进行了极端野蛮的迫害。乾隆及其仆从们构筑文字狱的手法是极其卑劣的，他们寻词摘字，断章取义，索隐发微，牵强附会，强词夺理，横加罪责。例如，乾隆在胡中藻所著《坚磨生诗钞》中发现有“一把心肠论浊清”的诗句，竟硬说作者故意将浊字放置在清朝国号之上，予以凌迟处死；又在李所著《虬峰文集》中找出了“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句，诬指为“系怀胜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