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一书，毋厌浩繁。”解缙等召集了一百四十七人，仅用一年功夫编成《文献大成》。明成祖认为该书过于简略，不符合他的原意。于是在公元1405年（永乐三年）再命姚广孝、郑赐、解缙等人重修，并召集了朝臣文士、四方宿学老儒达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分别担任编辑、校订、抄写、圈点等工作。启用了当时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全部藏书，还指派苏叔敬等人分赴各地采购图书。《永乐大典》修纂时，依照《洪武正韵》的韵目，“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辑方法，将自古以来书籍中的有关资料整段或整篇，甚至整部抄入，据不完全的统计，当时辑入的图书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南戏、平话、工技、农艺、医学等达七、八千种。公元1407年（永乐五年）定稿进呈，经过明成祖的审阅，他十分满意，定名为《永乐大典》。于是开始清钞，第二年的冬天便正式完成了。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分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万字左右。
二
这样一部煌煌巨制，仅用五年时间就修纂完成，回顾一下修纂过程，对我们也是很有启发的。
首先这同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是分不开的。明成祖实际上是这项工作的发起人，而且亲自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从撰写序言和命名来看，也足说明他对这部百科全书的重视。编纂《大典》的主持者姚广孝、郑赐、解缙等人，不仅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而且富有实干精神，他们决不象一些官修书上徒挂虚名的达官贵人，从商订《大典》的凡例起到最后定稿，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是切实地负责了修纂过程的始终的。
这么大一部巨著，参加人员如此之多，假若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细致的分工，显然是难以顺利进行的。虽然关于当时修纂的详情记载不多，但我们可以从一些零星的记载中钩稽出大体情况。监修是主持这项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以下设有副监修、总裁、副总裁共数十人。监修、总裁总其大成，副总裁除参与总的计划以外，又各兼一实际任务，领导编辑若干人，从事各该部门的编纂工作。如果该部门范围较广的话，再分成若干小组，按照所分的范围，由编辑人员搜集资料，然后将所有资料依韵目编排和连缀起来。此外还使用了大量的抄写和校对人员，负责核实资料和缮写工作，还设有“催纂”五人，来监视编辑工作的进度。整个编纂机构虽然庞大而并不臃肿，人手众多并未造成杂乱，由于组织得法，分工细致，保证了整个工作的顺利展开。
这次修纂《大典》，一方面能够知人善任，选用了一大批积极肯干而有真才实学的官吏和读书人。象梁潜、王达、胡俨、邹缉、曾等，都是一批博物洽闻的饱学之士。有一次明成祖曾经摘录一些书本上的疑难隐僻的事情来专门考问曾，他应对如流，“靡不悉对”。胡俨这人从小就好学，对于天文、地理、律历、医卜等方面典籍“无不究览”。另一方面能不拘一格，选用各方面的人材。有个叫陈济的，就是以布衣身份召来担任都总裁，他对《大典》的修纂作出很大的贡献。他不仅与姚广孝等人将《大典》的体例制订得秩然有法，十分得体，而且对工作中发生的疑难问题，都能“应口辩析无滞”，没有人不佩服他的该博的。又如“医经方”副总裁是太医院医生蒋用文、赵友同担任，僧人释道联担任了释教的副总裁，对民间文学很有修养的李昌棋，擅长阴阳之术的裴仕杰，精通星历和数学的薛富等等都参加了编辑工作，有许多人直接来自民间低层，各人的专长都能得到发挥。我们可以这样说，修纂大典是荟萃了各种专科的优秀人材，怪不得当时有人以“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来形容人员的盛况。
此外，对编纂者在工作生活上也提供了不少优裕的条件。明成祖让编辑人员到皇家图书馆阅读图书，“尽读禁中之书”，“学识益进”。为了上班行走方便，安置住在文渊阁不远的崇里坊。并由光禄寺负责伙食，“朝暮酒馔”。为了让编纂工作夜以继日进行，特发给“膏火之费”，诸如此等，无疑保证了修纂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
《永乐大典》修成后藏在南京文渊阁的东阁里，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于公元1421年（永乐十九年）把文渊阁的藏书挑选了一批运来北京，暂时收贮在左顺门的北廊下，直到公元1441年（正统六年）才移入北京的文渊阁。《永乐大典》大概也是这时从南京运来的，由于特别重视它，运到北京后就贮藏在文渊阁附近的文楼。
《永乐大典》从未刊印过，虽永乐年间修成后曾想刊刻，因“工费浩繁而罢”，万历时南京国子祭酒陆可教又提出刊刻一事，也没有实行，只有重录过一部。那是在嘉靖年间，因为宫中发生了一次很大的火灾，三殿被焚，文楼在三殿附近，明世宗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由于抢救及时，大典得以保全。为了防止再遭不测之虞，决定重录一部。
公元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由徐阶等人负责重录，选拔各色善楷书人程道南等一百零八人。规定每人日写三页，抄毕有专人核对，“遇有差错，即要另写，不拘一次二次”，极为慎重，前后用了六年时间，直到公元1567年（隆庆元年）方告成功。自此之后，人们称重录本为“嘉靖副本”或“副本”，永乐年间修纂本为“永乐正本”或“正本”。副本的字体大小及装帧全部仿照正本。虽然副本抄录极为工整，但比起正本来已经差远了，以至徐阶曾感慨地说“旧本缮写得太好了，要找这样的抄写人是很难的呀！”
重录工作完成后，永乐正本仍归藏文楼，嘉靖副本贮藏在皇史晟。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副本了，正本毁于何时？史籍无明确记载，一般人估计亡佚在明亡之际。
清雍正末年，又将《永乐大典》由皇史晟移至翰林院，直到公元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时，检点《大典》已亡散二千余卷，虽多方查访，没有找到下落。当时有个叫黄寿龄的官员，私自带六册《大典》回家阅读，被人偷去，官府为此严令缉查。因《永乐大典》是宫内之物，书店与纸铺未敢收购，偷盗者无法脱手，又悄悄放到御河桥边，因此这六册《大典》失而复得。这件事说明乾隆时对《永乐大典》的保管，尚为重视。但道光之后，此书即束之高阁，蛛网尘封，虫咬鼠啮，无人过问，官员们乘机偷窃。据说偷盗的翰林院官员十分巧妙，早上入院时随带棉袍一件，打成包袱，形状如《大典》两本大小。晚上离院时，将棉袍穿在身上，而把两本《大典》包入包袱内。看守者见到早上曾带包袱而来，理应晚上仍带包袱回去，丝毫不起疑心。日久月累，竟有人偷盗一百多本。《大典》逐渐流散出去，引起了一些帝国主义分子的重视，曾用十两银子一本的高价暗中收购，以致此书亡佚日多。
公元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永乐大典》遭受了空前的厄运。翰林院座落在东交民巷，与使馆区相接，该地沦为战场，存放《永乐大典》的敬一亭被毁，该书绝大部分为兵火所焚，余皆散落在瓦砾之中，遍地皆是。帝国主义侵略军竟用它来构筑工事和铺路，肆意糟蹋。一些懂得此书价值的外国侵略者，乘机抢劫。当时英国使馆与翰林院毗邻，可谓“近水楼台”，劫走最多。事后有个译学馆官员在乱兵马槽下面，还拾到数十册呢！直到清末交京师图书馆收藏时，仅存六十四册。这部出类拔萃的文化典籍，遭受如此厄运，没有人不痛心的。
四
在明代《永乐大典》长期深藏禁中，成为封建帝王修饰“文治”的点缀品，未能利用。据史籍记载明孝宗曾经看过《大典》中有关医药部分，还抄录一些失传的药方赐给太医院，这算第一次与社会有所接触。下令重录《大典》的明世宗也十分喜欢这部书，常有几本放置案头查阅。明末崇祯二年，因经常发生日食的缘故，徐光启曾将《大典》中有关日食的章节刊印过。在明代查阅与使用《大典》总共以上三次而已，对于社会并未有过什么大的贡献。
对《永乐大典》的利用，是清代才开始的，最早知道这部典籍价值的是全祖望和孛绂。雍正年间，他们同在三礼书局得到阅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