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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一切情况都告诉我的同事，并向他们说明，政府很可能阻挠我的进一步活动，我也许会在早于我所预料的日子遭受逮捕，我告诉他们，要是被捕的话，最好是能在莫提哈里、可能的话就在贝提亚被捕。因此我应该尽早地到那些地方去。
三巴朗是狄哈特专区的一个县，莫提哈里是县城。拉兹库玛尔。苏克拉的家是在贝提亚附近，而那里的“料提人”佃农是县里最穷苦的。拉兹库玛尔。苏克拉要我去看看他们，我也是急于这样做。
于是我当日就和我的同事们动身到莫提哈里去。戈拉克。普拉沙德巴布招待我们住在他家里，他的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客栈。这个地方简直容纳不了我们所有的人。就在那一天，我们听说离莫提哈里五英里的地方有一个佃农受到了虐待。我们决定第二天早晨由达郎尼塔。普拉沙德巴布陪我们一齐去看他，到时候我们骑着一只象去了。顺便说一句，在三巴朗骑象，就象在古遮拉特坐牛车一样平常。我们还没有走到半路，便有一个警察局派来的差役赶来对我们说，警察局长向我们问好。我懂得他的用意。我于是让达朗尼塔巴布先行到目的地去，自己坐上那个差役雇来的车子。他后来给我一个要我离开三巴朗的通知，并把我送到我要去的地方。他要我写张收条证明我已收到离境的通知，我便在收条上写道，在我完成我的调查以前，我不打算离开三巴朗。于是我便接到传票，要我第二天去受审，因为我违反了离开三巴朗的命令。
那一夜我通宵未睡，忙着写信并给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必要的指示。
通知我离境和传讯我受审的消息象野火一样传开。我听说，那一天莫提哈里的景象是前所未有的。戈拉克巴布的家和法庭挤满了人。幸亏我在头一天夜里做完了所有的工作，所以我才能来应付这么许多人。我的同伴们的确是很有帮助的。他们忙着维持秩序，因为我到哪里，人群便跟我到哪里。
那些当官的——收税官、县长、警察局长和我之间产生了一种友情。从法律上说，我可以拒绝接受那些通知。然而我却完全接受了，而且我对待那些官员的态度也是正确的。他们这才明白，我对于他们个人并无干犯之意，只是对他们的命令进行文明的抗抵而已。他们因此便觉得放心了，不但不来为难我，反而在我和我的同事们的合作下帮忙维持秩序。然而这显然是在向他们证明这样的事实：他们的权威已经动摇了。此时此刻，人们忘却了对于刑罚的恐惧，而服从于他们的新朋友所运用的爱的力量。
读者应当记得，三巴朗没有人认识我。农民是愚昧无知的。三巴朗是在恒河北岸很远的地方，正好在喜马拉雅山脚靠近尼泊尔的地方，和印度的其他地方是隔绝的。国民大会党在那些地方更是没有人知道。就是听见过国民大会党这个名称的人，也不敢参加，有的连名字都不敢提。可是现在国民大会党及其党人却到这个地方来了，虽然不是用国民大会党的名义出现的，但是却具有更为重大的实质意义。
我和同事们商量以后，决定不用大会党的名义进行任何工作。我们所需要的是工作而不是名义、是实质而不是形式。因为大会党这个名字是政府及其统治者——种植园主所不喜欢的。他们认为大会党不过是一个代名词，它代表着律师们争吵的地方，代表他们利用法律上的空隙来破坏法律的工具，代表炸弹和无政府罪行，代表外交和讹诈。我们必须打消他们这种想法。因此我们决定不提大会党的名称，也不让农民知道有所谓大会党这么一个组织。我们认为，只要他们了解并遵循大会党的精神就够了，不必知道它的名称。
所以并没有人以大会党的名义被派到这里来公开地或秘密地为我们的到达进行准备活动。拉兹库玛尔。苏克拉并不能号召成千上万的农民。在他们中间还没有开展什么政治工作。他们对于三巴朗以外的世界是一无所知的。然而他们对待我却象对待故友一样。我这一次和农民的聚会，是我和上帝、“非暴力”与真理相见面，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千真万确的。
我所以从人民得到这个称号（按指“圣雄”），细想起来，无非因为我对他们的爱。而我对他们的爱，又无非是我对“非暴力”持有不可动摇的信仰的表现。
在三巴朗的那一天是我终身不能忘怀的事件，对于农民和我，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根据法律，我是要去受审的，但是真正说来，却是政府在受审。而那个专员也仅仅取得了这一点胜利，那就是他使政府陷进了他为我所布下的罗网。
第十五章 撤销控告
审判开始了。政府的律师、县长和其他官员都非常焦急，不知如何是好。政府律师要求县长延期开审。但是我反对，要求县长不延期，因为我要供认，我违背离开三巴朗的命令是有罪的。我宣读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如下：
“经法庭准许，我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说明我为什么采取极为严重的步骤，看起来似乎是违背了根据刑法第144条所发的命令。在我看来，这是地方政府和我的意见有分歧的问题。我到这里来的动机，是要为人道和国家服务。我是应一个紧急的请求到这里来帮助农民的。据他们说，他们受着靛青种植园主不公平的待遇。不研究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对他们进行任何帮助。因此我到这里来，如果可能的话，想在政府和种植园主的帮助下来研究这个问题。我没有其他的动机，也不相信我到这里来会扰乱公众治安和造成生命的损失。我自问在这类事情上是有过不少经验的。然而地方政府却有不同的想法。我完全谅解他们的苦衷，也很了解他们只能根据他们所得到的情报来办事。我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我的第一本能应该是遵从政府对我发的命令。但是我要是这样做，就不能不违反我对那些请我到这里来的人的责任感。我觉得我现在只有留在他们当中才能帮助他们。因此我不能自动地引退。在这两种责任的冲突之中，我只好把要我离开他们的责任归于政府。我充分意识到这件事实，就是在印度的公众生活中，具有象我这种地位的人，应该小心翼翼地以身作则。我深信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复杂的体制中，犹如我现在所面临的环境一样，一个有自尊心的人的唯一安全而荣誉的做法，就是，做我所决定做的事情，那就是，接受不服从的处分，而不提出抗议。
“我冒昧作这个声明，并不是希望我应得的处分有所减轻，我只是说明我所以违背命令并非不尊重合法的当局，而是要服从我们生活中更高的法则，那就是良心的呼声。”
现在再没有延期开庭的理由了，然而由于县长和政府律师都感到出乎意外，县长即宣布延期判决。同时我则把详情电告总督，巴特拿的友人，以及潘迪特。马丹穆罕。马拉维亚和其他友人。
在我到法庭接受判决以前，县长送来一份书面通知，说省督已下令将我的案子撤销，而收税官①也写信告诉我，说我可以自由进行拟议中的调查，而且还可以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我所需要的帮助。我们谁也没有料到这件事会得到这么迅速而令人满意的结果。
①英国人统治印度时期，县长兼法官，收税官负实际行政责任，其权力远远超过一般人对这个官职的理解。印度独立迄今，此制尚未更改。
我去拜会收税官海柯克先生。他似乎是一个好人，热心于主持公道。他告诉我，我需要什么文件，都可以到他那里去调阅；如果我想找他，随时都可以去。
印度就这样第一次直接接受了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的实际教训。地方上和报纸上都在纷纷议论这件事，而我的调查也因此得到了意外的宣传。
我的调查需要政府保持中立。但是这次调查不需要新闻记者或报纸上的社论加以赞助。三巴朗的局势实在是极其复杂而困难的，所以过分的批评或色彩太浓的报道，都容易破坏我所希望做的事情。于是我便写信给各主要报纸的主笔，请他们不必派记者来，因为凡是应当登载的东西，我一定给他们送去，让他们随时得到消息。
我知道政府容许我住在三巴朗的态度，是当地种植园主所不喜欢的，我也知道，就是那些当官的，虽然他们不敢公开说什么，也是不高兴的。所以不正确或令人误解的报道更加容易刺激他们，而他们的忿怒当然不会向我发泄，而必然向那些可怜的战战兢兢的农民发泄，而这就会严重地阻碍我为这件案子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