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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帮助，我在前几章提起过李琪先生，我同他很熟。他是一家商行的经理，他赞成我的建议，离开了那家商行到我这里来做事，因而大大地减轻了我的负担。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马丹吉特先生来找我，提议创办《印度舆论》，征求我的意见。他已经开办了一所印刷厂，我赞成他的建议。这个刊物就在1904年创刊了，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是第一任编辑，但是经营这个刊物的工作却必须由我来担负，事实上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个刊物上了。这倒不是因为曼苏克拉尔搞不了，他在印度办过许多报刊，但是只要我在那里，他便不肯为那错综复杂的南非问题写文章。他对于我的见解极其信任，因此便把社论一栏推给我担任。这个刊物一直到今天还是一个周刊，开头有古遮拉特文、印地文、泰米尔文和英文四种版本。不过我觉得泰米尔文和印地文版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它们并没有起应有的作用，因此我就把它们停了，免得给人一种欺诈的印象。
我原来并没有想到我自己会在这个刊物上花什么钱，但是不久我就发现，如果没有我的经济上的接济，继续出版是有困难的。印度人和欧洲人全都明白，我虽然不是《印度舆论》的正式编辑，实际上，经营管理是由我负责的。如果还没有创刊倒也不算什么，可是一旦已经出版，如果中途把它停下来，那就不但是一种损失，而且是一种耻辱。于是我不断地给予资助，一直到后来我的存款差不多花光了，我记得有一个时候，我每个月要汇出75英镑。
然而经过这几年以后，我觉得这个刊物对印度侨团是很有好处的。它从来就不是被当作一种商业性的事业。由于它一直是在我的管理之下，这个刊物的变迁就可以说明我自己生活的变迁。当年的《印度舆论》就象今天的《青年印度》和《新生活》一样，都是我的一部分生活的反映。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我把我的心灵都灌注到这个刊物的篇幅上去，就我的理解所及，宣扬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原理和实践。有它出版的十年之间，即到1914年，除了我在监牢中被迫休息曾有所间断以外，几乎每一期的《印度舆论》都有我的文章。这些文章，就我所记得的，没有一个字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没有故意夸大，或专门讨好的东西。诚然，这个刊物已成为我锻炼自制的好园地，对于朋友们来说，即它是保持同我思想接触的一个媒介。
爱好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在里面也找不到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事实上《印度舆论》的论调已迫使批评家们不得不抑制其笔锋。如果没有《印度舆论》，非暴力抵抗运动说不定就发动不起来。读者希望从这个刊物得悉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可靠情况，也想从那里知道南非印度人的真实情况。对我来说，这是我研究人类天性的各方面的一种手段，因为我一直想要在编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一种亲密而正当的关系。我经常沉浸在读者许多真情流露的信件中。由于写信人的性情不同，来信有的是亲切的关怀，有的是严正的批评，也有的是痛诋。研究、消化和答复所有这些信件，对我是一种很好的教育。通过这些信件，我仿佛听见了侨团的声音。它使我完全懂得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也因为我通过这个刊物抓住了侨团，使未来的运动能够见诸实行，而且具有那么尊严和无可抗拒的气概。
《印度舆论》出版的头一个月内，我便认识到新闻事业的唯一目的应该是服务。新闻报纸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但是正如奔放的狂流能把田庐和庄稼荡然摧毁一样，一支不加控制的笔也能起毁坏作用。如果控制是来自外界的，那比没有控制更加有害。只有内在的监督，才能有益。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世界上有多少报刊经得起这种考验？然而谁能制止那些没有用处的报刊呢？而且谁来当裁判？有用的和无用的必须象好的和坏的一样并存，人们必须自己来选择。
第十四章 苦力区还是“隔度”？
有一些对于我们的社会具有最大贡献而被我们这些印度教徒认为“不可接触者”的阶级，都被赶到远远的一个城镇或乡村去住，这种地方古遮拉特话叫做“德瓦度”（dhedvado），含有侮蔑之意。就是在基督教的欧洲，犹太人也曾一度被当作“不可接触者”，而划给他们住的地区也有一个讨厌的名称，叫做“隔度”（ghettoes）。同样地，今天我们也成为南非的不可接触者了。为了我们的复兴，安德禄和沙斯特立的魔棍曾经作过多大的牺牲，以后就会明白了。
古时候的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以别于其他一切民族，结果呢，弄得他们的后代遭受了一个奇异的、甚至是不公平的报复。印度教徒差不多以同样的情况自认为是雅利安人，即文明的人，而把自己的一部分同胞当作非雅利安人，即不可接触者，结果呢，不但在南非的印度教徒遭受一种奇异的、或者是不公平的天谴，就连穆斯林和波希人也受到同样的歧视，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国家，同他们的印度教弟兄有着同样的肤色。
读者现在多少可以明白这一章的题目是什么意思了吧。我们在南非得了一个臭名声，叫做“苦力”。“苦力”这个字在印度是指挑夫或雇工说的，但是在南非，它有侮蔑的含义，就象我们所指的不可接触者的意思一样，而划给“苦力”居住的地方便叫做“苦力区”。约翰内斯堡就有这样一个地区，但是和别的地方的印度人之拥有租佃权的情况不同，在约翰内斯堡的这个地区内，印度人是以九十九年的期限租借的。在这个地区内，人口拥挤不堪，可是这个地区的面积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扩大。除了马马虎虎地打扫厕所以外，市政当局简直没有在这个地区做什么卫生工作，修筑道路和供应灯光的事情就更谈不上了。市政当局对于居民的福利既然抱着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自然，难于指望它来关心这个地区的公共卫生。而没有市政当局的帮助和监督，人们对市政卫生的规则也就不那么注意了。如果住在那里的人全都具有鲁滨逊的精神，事情自然就不一样了。然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过鲁滨逊的移民区。一般说来，人们出国是为了寻求财富和贸易，但是去南非的印度人，大部分是无知的、贫苦的农民，他们需要给予一切关怀和保护。跟随他们去的商人和受教育的印度人为数甚少。
市政当局这种罪恶的漠视和印度居民的无知，凑合起来就使得这个地区极不卫生。市政当局不但不改进这种情况，反而还以他们自己的疏忽所造成的肮脏作借口来取消这个地区，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从地方的立法当局那里取得驱逐居民的权力。这就是我在约翰内斯堡定居下来时的情况。
印度人既然在这个地区内拥有土地所有权，当然有权要求赔偿。有一个特别法庭被委任来处理地产问题。如果租用人不打算接受市政当局所给予的赔偿，他有权向这个法庭起诉，如果法庭宣判的款数超过市政当局提出的数额，市政当局就得承担法庭所宣判的赔款。
大部分的住户都请我担任他们的法律顾问。我不打算在这种案子里赚钱，所以我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胜诉，不管法庭判决多少钱我都满意，也不管结果怎样，每一个案子我只收费10英镑。我还告诉他们，我打算把所得的钱拿出一半来为穷人建立一所医院或类似的机构。这一点，他们自然是全都高兴的。
在大约70个案子当中，只有一个案子是败诉的。所以律师费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数字。然而《印度舆论》经常需要钱，就我所记得，它拿去了1600英镑。为了这些案子，我的工作很繁忙。当事人老是围着我，他们原先大多是来自比哈尔及其邻近地区，以及来自南印度的契约工人。为了解除他们特别的困苦，他们组成了自己的一个协会，和自由的印度商人分开。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没有成见的，自由主义的，而且具有很高的品格。他们的领导人是蔡朗新先生，他是主席；还有巴德立先生，同主席一样好。现在他们两人全都去世了。他们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巴德立先生同我的往来很密切，在非暴力抵抗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这些和旁的一些朋友，我和来自南北印度的无数侨民有了亲密的联系。我已成为他们的兄弟，而不仅仅是法律顾问，我和他们共同承担他们所有的公私悲愁和困苦。
这些印度人怎样称呼我，说起来是怪有趣的。阿布杜拉赛不愿叫我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