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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队工作六个星期以后，便宣布解散了。自从在斯比昂。柯柏和瓦尔克朗茨被击败以后，英军总司令放弃了主力攻取列第史密斯和其他地方的企图，决定发兵渐进，以待英国和印度援军的到来。［·］
我们微不足道的工作当时得到很大的赞扬，而印度人的名誉也提高了。报纸上发表了赞扬我们的诗歌，说“我们终究是帝国的儿女”。
布勒将军在他的报告中以感激的口吻提到救护队的工作，而队长们也都荣获了作战勋章。
这时印度侨团已经组织得更加完善了。我和印度契约工人有了更密切的接触。他们已经有了更高的觉悟，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泰米尔人、古遮拉特人和信德人都是印度人、都是同一个祖国的儿女，这种感情在他们中间已经根深蒂固了。大家都相信，印度人的疾苦现在肯定可从解脱了。当时白种人的态度似乎有了明显的转变。战争期间，和白种人的关系最好不过了。我们接触了成千成万的士兵，他们对我们很友好，对于我们到那里为他们服务是感激的。
我不禁要记述一下，在回忆人性经受考验时所表现的英勇气概多么甜蜜。我们正向齐弗里兵营进发，那里罗伯滋勋爵的儿子罗伯滋中尉受了重伤，亟待救护。我们的救护队有幸把他从战地上救下来，那一天天气酷热——正是我们行军的日子。大家都很渴。路上有一条小溪可以解渴，但是谁先去喝呢？我们的意见是，等士兵们喝完了，我们再去喝。可是他们不愿意抢先，一定要我们先去，于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谦让持续了好一阵。
第十一章 卫生改革和饥荒救济
要我甘心做一个不起作用的政治团体的会员，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一向厌恶隐瞒或漠视侨团的缺点，也不愿意不消除它的瑕疵而要求各种权利。所以我在纳塔耳定居下来以后，就一直致力于清除人们对于侨团的指责，虽然这些指责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这种指责往往是说印度人的习惯很邋遢，屋里屋外总是不干净。因此侨团里的主要人物已开始把他们的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但是挨家挨户的检查却是在杜尔班即将发生鼠疫的报告公布以后才进行的。这是和城里的神甫们商量并且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以后进行的，他们本来也希望和我们合作。我们的合作使他们的工作更加顺利，同时也减轻了我们的困难。因为城里一旦发生了传染病，当局者照例总是沉不住气，采取过分的措施，以高压手段招致人们不快。侨团因为自动采取了卫生措施而避免了这种压力。
然而我却得到了一些痛苦的经验。我明白，我不能象我指望侨团本身争取权利那样，轻易地指望它完成自己的责任。在有些地方我受到了侮辱，在别的地方则又遇到了客气的轻蔑。要人们保持环境卫生，这对他们太麻烦了。要指望他们出钱做这件事，更是不可能。这些经验更好地教导了我：没有无限的耐性，要人们做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迫切需要改革的，是改革者自己，而不是社会，社会所能给与他们的，不是别的，而是比反对、厌恶、甚至残酷的迫害好不了多少的东西。为什么社会不能把改革者象珍视生命一样所珍视的东西看成是一种退步现象呢？
不过这次鼓动的结果却是：印度侨团多少懂得了保持他们的屋里屋外清洁的必要性了。我受到了当局的敬重。他们明白，我虽然好为他们打抱不平，竭力为他们争取权利，我还是积极对待并坚持自我纯净的修养的。
然而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唤醒印度侨民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印度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印度侨民到南非来寻找财富，当他们的同胞处境困苦的时候，他应该贡献一部分收入给他们。这一点在1897年和1899年的可怕的饥荒年头里，他们做到了。他们捐献了不少钱救济饥荒，1899年的捐献比1897年还要多。我们也呼吁英国人捐默，他们很好地响应了。就连印度契约工人也捐了钱，而这两次饥荒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一直继续下来，我们知道，一到印度遇有民族灾难的时候，南非的印度侨民总有一大笔捐款。
南非的印度侨民所提供的服务，就这样在每一个阶段对我显示了真理的新含义。真理象一棵大树，你越是培植，他所结的果子就越多。在真理的矿藏之中，越是追寻得深，发掘的宝藏就越富，这就显示了为人服务所开辟的越来越多的多种多样的形式。
第十二章 返回印度
我的战时责任一解除，我就感到我要做的工作不再是在南非，而是在印度了。这并不是说在南非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好干了，而是我担心我的主要事业可能只是为了赚钱。
国内的朋友也催我回去，而我也感觉我应该回印度去多做一些工作。至于南非的工作，当然有可汗先生和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可以承担。于是我便要求我的同事们解除我的工作。经过极大的困难以后，我的要求算是有条件地被接受了，条件是：如果一年之内，侨团需要我的话，我就得准备再回到南非来。我想这是一个困难的条件，但是我对于侨团的热爱使我接受了它。
真主以爱的纱线
系在我的身上，
我是他的奴隶。
密罗白唱道。而对我来说，把我和印度侨团连结在一起的爱的纱线太坚韧了，不易破裂。人民的呼声就是上帝的呼声，而这里朋友们的呼声是太真实了，无法拒绝。我接受了这个条件，并得到他们的准许离开。
这时候我和纳塔耳有密切的联系。纳塔耳的印度侨民以爱的美酒浸浴着我，到处为我安排送别会，并且送我许多珍贵的礼品。
1899年我回印度时，他们已经送了不少礼品，但是这一次的送别是非常隆重的。礼品中自然包括金银做的东西，而且还有珍贵钻石。
我有什么权利接受这一切礼品呢？接受了这些礼品，我又怎样说明自己为侨团服务是不计酬劳的呢？所有这些礼品，除了少数几件是我的当事人送的以外，完全是为了酬谢我为侨团所做的工作，而我也无法区分我的当事人和同事，因为当事人也帮助了我进行公众工作。
有一样礼品是一条金项链，价值五十个金基尼，是送给我的妻子的。然而就是这件礼品也是为我的公众工作而赠送的，所以它不能和其余的礼品分开。
我收到这一大堆东西的那一晚，竟夜不能入睡。我在房里走来走去，深为激动，但是想不出办法。叫我拒绝价值昂贵的礼品是有困难的，叫我保存这些礼品更加困难。
就算我能够收下，我的孩子们又怎么办呢？还有我的妻子呢？他们正在受着训练去过一种为人民服务的生活并理解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奖赏。
我家里并没有值钱的首饰。我们很快就简化了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戴上金表金链和钻石戒指呢？当时我还在劝导人们不要迷恋珠宝，现在珠宝跑到这儿来了，我可怎么办呢？
我决定不承受这些东西。我起草一封信，把这些礼品转送给侨团，并为之成立一个托管会，指定巴希。罗斯敦济和别的几个人为托管人。第二天早上我和妻子和孩子们商量，终于卸下了这个沉重的负累。
我知道要说服我的妻子会有一些困难，至于孩子们，我想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所以我决定先从他们入手。
孩子们马上就同意我的建议。“我们不需要这些贵重的礼品，我们必须转送侨团，而且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可以随便买到，”他们说道。
我听了很高兴。“那么你们会说服妈妈，不是吗？”我问他们。
“当然，”他们说道：“那是我们的事情。她用不着佩戴首饰。她一定是为留给我们用的，如果我们不要了，她为什么不同意丢开这些东西？”
然而说说倒是容易，做起来可难了。
“你也许用不着这些东西，”我的妻子说道：“你的孩子也可以用不着。他们经你哄一哄就会听从了。我可以谅解你不准我戴首饰，但是我的媳妇怎么办？她们是一定要用的。况且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人家这么好情好意送的礼品，我可舍不得丢掉。”
争辩就这样汹涌澎湃地展开了，最后竟以眼泪助威。但是孩子们是坚定的，而我也不动摇。
我温和地说道：“孩子们还没有结婚，我们不愿意他们早婚。等他们长大了，他们会自己照料自己。而且我们决不能为我们的儿子找一些喜爱首饰的媳妇。况且退一万步讲，如果我们需要给他们购置首饰，有我在，到时候你向我要好了。”
“向你要？这一回我算是认识你了。你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