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于是我便到处去找雇主。他必须是一个欧洲人，因为印度人不能雇用契约工人。当时我所认识的欧洲人很少，我去找其中的一个。他很慷慨地答应收留巴拉宋达朗。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县长宣判了巴拉宋达朗的雇主，责成他将契约转让给别人。
巴拉宋达朗的案子传到了每一个契约工人的耳朵里，而我则被认为是他们的朋友。我对于这种关系，极感高兴。契约工人经常不断地开始源源涌向我的事务所，而我则获得了绝好的机会去了解他们的欢乐和悲愁。
巴拉宋达朗的案子所引起的反应，连远至马德拉斯的地方也听到了。从这个省份各地来到纳塔耳从事契约劳动的工人则从他们的契约弟兄们那里，听到了这个案件。
这件案子本身原没有什么新奇之处，然而纳塔耳有人照顾他们的利益并且公开为他们工作的这一事实，使契约工人感到又惊又喜，并且使他们感到鼓舞，充满了希望。
我已说过，巴拉宋达朗初次进入我的事务所时，手里拿着头巾。那种景象有一种特殊的伤感，这也表现了我们所受的屈辱。我已经叙述过我被要求摘下头巾时的情景。每一个契约工人和印度生客，当他访问欧洲人的时候，都被一种强制的习惯所迫而摘下他的头饰，不管头饰是帽子、头巾或缠在头上的披肩。以双手致敬的做法还嫌不足。巴拉宋达朗以为对我也应该遵循这种做法。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经历。我感到屈辱，要他缠起他的头巾。他照我所吩咐的做了，虽然还有点迟疑，但是我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的欢喜之情。
当自己的同胞受到侮辱的时候，竟然有人自以为光荣，这对我来说，一直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第二十一章 三英镑人头税
巴拉宋达朗的事情使我得以和印度契约工人有所接触。然而，促使我就他们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的，却是对那种企图置他们于特别苛重的捐税之下的斗争。
就在这一年，即1894年，纳塔耳政府打算对印度契约工人征收年税25英镑。这项建议使我震惊。我把这件事提交大会讨论，大会立即决定组织必要的反抗。
首先，让我把这种捐税的起因简要地谈一谈。
大约在1860年，纳塔耳的欧洲人发现这里大有种植甘蔗的发展余地，但是缺少劳工。因为纳塔耳的朱鲁人不适宜于这种形式的工作，如果没有外来的劳工，要想种植甘蔗和制糖，是不可能的。因此，纳塔耳政府便和印度政府通讯，取得后者的同意来招募印度劳工。招募的办法是签订在纳塔耳做工五年的契约，期满后工人可以自由定居在那里，并有充分的权利购买土地。这是对他们的诱饵，因为当时那些白种人正盼望着印度工人的技术在契约期满之后留下来改进他们的农业。
然而印度人却提供了比人们期望于他们的更多的东西。他们种植了大量的蔬菜。他们带来了大批的印度品种，并设法种植，使当地的品种更加便宜。他们还传播了芒果。他们的企业并不限于农作。他们进入了商界。他们买地造房，有很多人从劳工的地位升为土地和房产所有者。印度国内的商人随之而来，并定居下来经商。已故阿布巴卡。阿穆德赛就是他们当中的第一号人物；他很快便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生意。
这种情况，使白种商人心怀戒惧。他们最初欢迎印度劳工前来，并没有料到这些人也有做生意的本领。他们要是作为独立的农业者，也许还可以得到容忍，但是他们在商业上的竞争，却令人无法忍受。
这就撒下了敌视印度人的种子，还有其他的许多因素促使它的成长。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不同，我们的生活简朴，我们满足于微小的收入，我们对于清洁卫生的规定满不在乎，我们不善于维持周围环境的整洁，以及我们不善于保持房屋的美观——所有这一切，加上宗教信仰上的分歧，都有助于煽起敌对的火焰。在取消选举权的法案中，在对印度契约工人征课捐税的立法中，都体现了这种敌对，除了立法之外，还有一大批进行欺压的办法早就开始了。
头一个倡议是印度劳工必须强迫予以遣返，这样，他们的契约期限就在印度满期了。印度政府大概不会接受这种办法。
因此又有人提出另一种建议，其内容是：
一、印度劳工于契约期满时，必须返回印度；
二、如果他不回去，每隔两年，就得签订一次新的契约；每签订一次契约，增加一次工资；
三、如果他不愿意回印度，又不愿意签订新的契约，每年就得交纳25英镑的捐税。
由亨利。宾斯爵士和马逊先生组成的代表团被派到印度去为这个建议谋取印度政府的同意。当时印度总督是叶尔金勋爵。他不赞成征收25英镑的税，但同意收3英镑的人头税。当时我以为，甚至现在我还抱着同样的想法：这是总督方面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在赞成这种建议时，丝毫没有考虑到印度的利益。他本来并没有什么责任去向纳塔耳的欧洲人作这种让步。在三、四年的时间内，一个契约工人和他的妻子，还有一个16岁以上的男孩和13岁以上的女孩，都得纳税。一个四口之家——夫妇和两个孩子——每年要交纳12英镑的税，可是做父亲的每月的平均收入不过14先令，这种做法是残酷不堪的，而且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没有的。
为了反对这种捐税，我们组织了一次激烈的斗争。要是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对于这个问题保持缄默的话，印度总督说不定连25英镑的税也赞同了。从25英镑减少到3英镑，也许完全是由于大会的不满。不过我这种想法或许是弄错了。印度政府说不定一开始就不赞成征收25英镑的捐税，而将它降至3英镑，不管大会是否加以反对。总之，这是印度政府方面一次失掉人心的做法。作为印度福利的受委托的人，总督绝不应该赞成这种不人道的捐税。
大会并不认为这种捐税已经从25英镑降为3英镑是什
么重大的成就。大会不能完全维护印度契约工人的利益，仍然是一件憾事。它一直决心要达到取消这种捐税的目的，然而这种决心却一直到二十年以后才实现。而当这种决心实现了，它就不仅是纳塔耳印度人的，而且还是旅居南非的全体印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已故戈克利先生的背信弃义，使这次斗争成了最后的一次斗争，印度契约工人全都参加了这次斗争，由于当局断然开枪的结果，有些人因此丧失了生命，一万多人受到了监禁。
然而真理终于取得了胜利。印度人所采的苦难正是那种真理的表现。可是如果没有无所畏惧的信念，没有巨大的耐性和不懈的努力，就不会取得胜利。如果侨团放弃了斗争，如果大会也抛弃了斗争而任命交纳这种捐税，认为那是无可避免的，那么，这种可恶的捐税就将继续向印度契约工人征收，一直到今天也不会停止，而给旅居南非的印度人和整个印度留下永恒的耻辱。
第二十二章 各种宗教的比较研究
如果我发觉自己完全浸沉于为印度侨团服务，那么，它背后的理由是我的自我实现的愿望。我把服务当作我自己的宗教，因为我觉得只有通过服务，才能认识上帝。所谓服务，在我便是为印度服务，因为这是无需寻求而自然到来的，而我也很愿意去做。我到南非去，是为了旅行，为了逃避卡提亚华的政治纷争，也为了谋自己的生活。然而正如我所说过的，我却发现自己在寻求上帝，并致力于自我实现。
基督教的朋友们引起了我追求知识的欲望，这种欲望几乎是无法满足的，而且即使我想淡然置之，他们也不会让我安然度过。南非传道总会的会长斯宾塞。华尔顿先生在杜尔班看上了我，我几乎变成了他家里的一员。我所以能够认识他，自然是由于我在比勒托里亚和基督教徒的往来。华尔顿先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做法。就我记忆所及，他从来不曾请我改信基督教。然而他却把他的生活象一本摊开的书摆在我的面前，让我观察他的全部行动。华尔顿夫人是一位极其温柔而能干的妇女。我很喜欢这两口子的态度。我们了解彼此之间根本不同的地方，无论怎样讨论，也不能消除这种差异。不过只要彼此能够互相容忍、并抱着博爱和追求真理的态度，这种见解上的不同，也有它的好处。我喜欢华尔顿夫妇的谦逊、耐心和对于工作的热爱，我们常常见面。
这种友谊使我对于宗教的兴趣勃然不衰。现在我已不能象在比勒托里亚那样有空闲的时间从事宗教研究了。不过只要我有一小点空闲，我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