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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我怎么不管，我不也是为孩子担心吗？”母亲说。
“娘，反正我是看中他了。我过一段时间想和他定亲。”姐姐插话说。
“你敢！我管不了你了。我从小把你拉扯大，你就这样不听话啊！”母亲一屁股蹲在地上哭起来，“我命好苦啊，你爷死得那么早，好不容易把你们拉扯大，你们翅膀都硬了，就不听话了。”
“你看你看，你让人家听见多不好，又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孩子自己看中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她又不怨咱，你管那么多干什么？”父亲禁不住向母亲火起来。
“不是你生的，你当然不心疼了？”母亲又向父亲攻击起来。“我怎么……”父亲气得说不出话来。
母亲这样一闹，姐姐也跟着哭起来，“娘，别哭了，不是不听话，可我就是看中了他，别人我看不中，你让我怎么和一个自己看不中的过日子？”姐姐越想越冤。
母亲嘤嘤哭着，“你自己想好，有一天难看，别怨我们。”
＇1＇一种由石头、土块等垒成的阎王、判官、牛头马面、黑白无常、小鬼等组成的游戏，人员的构成比预设位置多一个，所有人在一定距离站定，由一人扔石头打阎王爷那个座位，只要击中，所有人必须迅速跑去占座，不同的座位享有不同的权利，阎王爷权利最大，剩下最后一个抢不到位置的只能由抢到阎王座的那个人发落。
＇2＇用高粱头上的杆穿成放在锅里热饭蒸馒头用的东西。
＇3＇毛白杨树上开的花，毛茸茸的像长长的虫子。
第十四章
“卖火烧了！……换火烧了！……”本村和邻村土山，东、西庄头，川里院等村大街小巷里传来父亲粗犷悠扬的声音。
1985年的秋天，天湛蓝湛蓝的，蓝得像是要掉下来。野菊花黄淡淡的，一团团，一簇簇，怒放着迎接这惹人垂涎的季节。虽然没有好好学习，但在这一年，我和村里的三个孩子还是把小时候那么多光着屁股，抹着从鼻子里钻出来鼻涕虫，穿着油渍渍衣服，满是虱子顺着衣缝一咬上下牙全是血的那些小伙伴甩到了希望的田野上，继续接受彭丽媛那酽酽的熏陶。不过，他们永远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只有我们四个考上了安丘第四中学。留在村里的小伙伴高秋亮、李建军、王余茂、李建民、李建升、高秀华、高秀红……只能在周末见到他们了，还有我可爱的小二叔李升光，这时只好扛着铁锹提着炸药、雷管，跟着他父亲去降媚山采石头了，还有我的青梅竹马王聚华，也不再和我结伴而行。我们两个小学成绩不相上下，可到了初中，女孩子的心事如使狗河边树林里多变的灰灰菜，如路边的樱花树，开花没几天就随风飘扬，谁也猜不透。反正是她越长越漂亮，越长越丰满，高挑婀娜的个头，眉飞顾盼，大大的眼睛如一汪清泓，巧笑若兮，美目盼兮，馋得很多同学半夜流口水。反正她的学习成绩越来越滑坡，直至有一天晚自习过使狗河回来，蹲在河边一棵歪脖子树上的一个男同学咳咳如鬼魅，筛影如魍魉，她被吓得柔柔瘫软而从此辍学。她带走了我儿时那么多美好的幻想。曾几何时，想着和她一起上大学，在如水的月光和芬芳的玫瑰花下，伴随着徐徐清风，抚摸着她长长的秀发，嗅着少女身上那特有的香味，徜徉着儿时的童趣；曾几何时，我幻想天长地久百年好合，一起挽手走进婚姻的礼堂，像使狗河那样年年月月慢慢地流淌汇集到激情的大汶河，再相聚到澎湃波澜的大海，最终树影婆娑下，斑驳落叶中，手挽手在金黄色的秋天欣赏着五彩斑斓的晚霞。可惜，她像秋天飞舞的蒲公英，不知飘到哪儿扎根了；她像水中飘零的浮萍，不知何处是风港；她像旋风掠走的玫瑰花，没有根，没有绳。以后，只听说她随她爸转了正，当了工人，再以后，再也不知道了，给我留下的是一山的遗憾、一河的伤痕、一树的缠绵。
再见了，我可爱的降媚山；再见了，我亲亲的使狗河；再见了，我依依的老槐树；再见了，我儿时的男男女女小伙伴。
为了生计，为了供我上高中，父亲重操旧业，继续发扬爷爷流传下来的简单枯燥的打火烧手艺。父亲在中间房子的东北角支了一个大炉子，将炭磨碎，加上黄土，和匀后，摊在地上约三公分厚，用锨割成一块块长方形，晒干后就是打火烧的燃料了。照例是先用杠子把和好的面一遍一遍的压，压好后，母亲揉剂子，父亲看炉子，将一个个金黄色的火烧用长长的铁叉子摔到外面的“浅子”上。如此重复着爷爷的爷爷流传下来的工序。
我放学回来，也帮父亲打火烧，或推着麦子去飞水面粉厂换面粉，或和面压面，或揉剂子。三年下来，倒也基本掌握了打火烧的手艺，就是看炉掏火烧掌握不住火候，需父亲亲自把关。
安丘第四中学设在飞水偕户村，西依碧波浩淼的大汶河，下游有一支流汇入就是使狗河，其他三面是村庄和原野。清清的大汶河边，我经常一人蹲在河边沉思。很奇怪，一上高中，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没有了以前的浪漫、活泼、开朗，整天沉闷郁郁寡欢，我想可能是爷爷、大爷、四叔的往事，父亲、五叔的命运，母亲带来的三个孩子与父亲、我和弟弟的不和谐，大家庭的分分合合，吵吵闹闹，童年歧视的阴影各方面在作祟。也许是我长大了清醒了，不再懵懵懂懂。
过去的梦想不再，告别了一切浪漫，告别了我的活泼，我全面封闭了自己，除了学校规定的课程，我几乎不再涉猎课外任何东西。我读书的爱好在高中三年成了一个断层。这一切，为了一个现实，为了改变大家庭的命运，为了三年后考上大学，转出农业户口，吃上商品粮，跨越那条横挡在农民和工人或干部之间的天堑鸿沟，从而改变自己的身份，去掉大爷、四叔、母亲带孩子改嫁刻在这个大家庭上的深深的烙印。
为此，我拼了三年。生活算不上困苦，家里虽然打火烧，真应了“卖盐的老婆喝淡汤”。为了卖钱，父亲、母亲舍不得吃个火烧，母亲让我带几个，我坚决不要。母亲把刚摊下的煎饼用锅一层一层地卷上葱花加上油烙好，咸咸的香香的，就成了我上学的主食。每到周末，我回家背上一包袱，在学校里没有油没有菜吃，母亲烙的煎饼都尽囊括其中了。
四中三年是灰暗的三年，无奈那时学校管理太差、师资太差、教学质量太差，我们努力很大，收获甚微。就拿英语老师来说，三年换了四五个，没有人愿意到我们这个离县城40多公里的穷乡僻壤的中学来教书，即使分配来的大学生，也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调到县城或条件好一点的中学。有的分配来的女大学生感叹天无门地无路，恨不得把身子都献给那腆着肚子的教育局局长而求得那一纸调令。有一次英语老师调走了，教务处没办法，只好找了一个懂点英语的在家杀猪的屠户来教我们，那屠户课堂上经常拿我们像杀猪一样调教。我们的最后一位英语老师是安丘二中来的一位复读生，那一年，他也没考上大学，何况我们！
1988年高考时全校200多人，竟没有一个考中。虽然我的学习成绩在四中一直很不错，但1988年的高考还是歉意地向我“byebye”，远远地消失在九霄云外，丢下我偷偷地贼一样钻小路闷闷痛苦地来到使狗河边。
七月的使狗河不解我心，依然风情多姿，河水潺潺而行，仍然重复着她一年又一年的激情。“哨钱儿”在“吱吱”地叫着，“节柳鬼”在“啦啦”作响，“赌了”在“赌了——赌了——赌了——”地哭泣着，“问应哇”也在凑着热闹“问应——问应——哇，问应——问应——哇”。
我越来越烦，拣起身边石头、土块，往树林深处漫无目标地扔着，求得短暂的平静。
眼前的蚂蚁也在笑话我。枝枝桠桠的杨树干，蚂蚁边向上爬着，边回头向下讥讽地看着我。爬上去的蚂蚁很快在第一个枝桠处兵分三路，不一会儿，又遇到了分叉，那三路蚂蚁又各自散开，继续向着自己的终点爬去，然后再分叉，再选择，再分叉，再选择……最终一队队蚂蚁各自到达了自己的终点。
杨树旁边的两棵小槐树间有一个破蜘蛛网，费力地爬来了一个挺着大肚子的蜘蛛，看样子要把它修补起来。大肚子蜘蛛沿着小槐树爬上去开始补网，可那网太破了，她身子太沉了，刚补了没几处，就“扑通”一下跌了下来，我真担心伤着她肚子里的小宝宝。可她爬起来，揉了揉摔痛的背部，晃悠悠地又开始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