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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途啊，我死了也忘不了你啊。”
第二天，老头子就死了。儿子高金云像煤窑工拉煤一样勉强将老头子拖到路边河沟，再也拖不动了，饿的连挖坑的力气都没有，随便在河沟松土处挖了几锨就埋下了。几天后，尸体腐烂膨胀就像蘑菇顶土那样。
天死沉沉的，大地死沉沉的，空气死沉沉的，人死沉沉的，一切都像死了一般。往年这时候是青蛙求偶最热闹的时候。大雨过后，青蛙从水中探出头来，“呱呱呱呱”不紧不慢地你叫我和，成一副和谐的发情图。如今，没有了青蛙叫，没有了狗叫、猫叫，连死了人，家里哭叫声都是孱弱的，空气中飘荡着一股恐怖和凝滞。五叔终于在这黑夜中回来了，进了家门口，他吃力地拖进一个口袋。父亲赶紧上前接过来，打开一看，是青青的谷穗。那嫩嫩的谷穗，刚刚长成，饱含着满满的水分，除了水分，这时候的谷穗啥也没有。原来五叔一下午钻到生产队里的谷子地里，采了一袋子后怕遇到巡逻的民兵，躲在地里一直到现在。饥饿的人们发了疯，王成才安排民兵手持钢枪来回巡逻照看庄稼。
“二哥，吃吧，也没法吃。”五叔说。
当晚，父亲上磨把谷穗子磨碎，趁着黑夜做成“耙菇”吃。五叔吃多了，几天拉不出来，那东西全是糠，憋得五叔大哭，父亲用手一点一点地从五叔肛门向外抠……
食堂关门了，也关闭了人们的希望。公社与大队的号召已毫无作用，喇叭里仍然嘶哑地喊着“形势一片大好”，人们已经顾不得那“形势一片大好”了，个个成了恐惧的饿鬼。饥饿带来的另一个副作用是水肿，人们发黄、发虚的脸上、腿上到处都肿得又明又胀，手摁下去就是一个坑。
转眼就是秋天，雨哗哗地下着，冲刷着干瘪的肠子。三天没开锅了，一家人几天吃过的就是几个拳头大小的嫩南瓜和一些南瓜叶子。四叔和五叔还能勉强支撑得住，奶奶身体多病，连病加饿，躺在床上。雨如注般越下越大，父亲横下心来，穿上一条奶奶以前衲的厚厚的布袜子。
“在家看好咱娘，我出去趟。”父亲告诉五叔。
父亲一推门，雨挟着风，东歪西倒，吹得人站立不住。父亲顿了顿，提着布袋，冲了出去。
降媚山东坡是生产队的一块地瓜地，雨已经下满了地瓜沟，看坡的手电筒光像日本鬼子的探照灯贼亮贼亮地扫来扫去。父亲猫着腰，蹲下来，双手插进松软的泥土里，一会儿就扒满了一布袋地瓜。父亲背到老槐树底下，歇了口气，树底下水流成河，他解开袋子，在水中把拳头大小的地瓜洗干净。
大雨把一切踪迹冲刷得干干净净。
回到家，四叔和五叔惊奇地看着父亲竟然搞回了这么好吃的东西，兄弟俩拿起两个“咯吱咯吱”啃起来。父亲把那个泥盆子支起来，添好水，放上地瓜，准备煮给奶奶吃，这才发现雨下的连柴草都没有了。情急之下，父亲从炕上席底下抽出干草点着，总算把地瓜煮熟了。
“娘，你吃地瓜吧！”父亲把地瓜端给奶奶。
“了不得了！孩子，你怎么弄的地瓜？”奶奶手拿地瓜诧异地问。“你就别问了，娘，吃吧！”父亲凄然地说。
这是奶奶临死前吃的最饱的一顿饭。
1960年阴历四月初三，四叔、五叔出去搞吃的了，家里只剩下父亲。平日幽凉的屋里突然多了许许多多不知何处飞来的绿豆蝇，大大小小，浅绿色，身上发着烤蓝色的光亮，嗡嗡地像“零式”战斗机一样围着躺在炕上的奶奶转来转去，像发现了可以俯冲射击的目标不断地变换着姿势和进攻方向。父亲拿起破衣服在半空里四处挥舞，根本无济于事。他很奇怪，去问邻居李效实家里的大婶子。
“大婶子，我家里怎么突然多了那么多绿豆蝇？”
“你去山上割点艾子草熏熏，苍蝇怕那东西。”大婶子说。
故乡艾子特别多。山上、河边、沟壑、井旁只要是有水的湿地，就能见到成片的艾子草略带灰白色的叶子，根连根，叶挽叶，蓬松松的给人带来清凉的感觉。太阳踽踽独行到老槐树底下迟迟不肯落山，父亲心里酸酸的，他突然明白为什么来了这么多绿豆蝇。父亲默默地在山下割了一大捆，背回家，清清的艾子使屋里充满着鲜鲜的很纯正的味道。湿湿的艾子不肯点着，父亲跪在地面上，费了很大事，连吹带抖，终于缕缕艾烟在炕下幽幽地升起，房间里顿时弥漫着清香带点药味的烟雾，那味道还带着清凉、飘忽和濡湿；房间里腾起的那纯洁的氤氲像是朵朵缕缕圣洁清白的云，房间如仙境一般，浮云若飘若无。浮云下，朦胧中，奶奶像圣洁的妈祖躺在炕上一动不动，那浮云低的奶奶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天堂。受尽了人间苦难的奶奶理该在临走前接受这神圣的洗礼，上帝知道奶奶要化仙而逝，特地派天使来为奶奶做礼。奶奶是主的女儿，纯洁无杂的，她要回到主那儿去，身子和心是干净的……
“你给我洗洗脚。”晚上，昏暗的灯光下，奶奶端坐在破旧的干净的炕上，说话柔弱的像一只冬日几天没有进食的小绵羊羔。她的背后是那床嫁给爷爷时的几十年的叠得方方正正的被子。
奶奶是个特别爱干净的人，父亲慢慢地轻轻地把奶奶扶起来，脚耷拉在炕下，一只手搀着奶奶，一只手给奶奶洗脚。父亲用温水把奶奶脚泡好，撩着水，自上到下，像抚摸着一块洁白高雅的玉石，用手从脚趾缝到脚面细细地柔柔地搓净。
“你把盆里水倒掉，洗得不干净。”奶奶边说着，边拿起那把她用了不知多少年的破木梳子把自己零乱的头发蘸清水细细梳理整齐。
“娘，两遍了，洗干净了。”父亲起身说。
“你再把脚趾甲给我剪一剪。”奶奶说话还是那么平静，那么温柔。父亲赶紧从针线笸箩里找出那把生锈的剪子，一点一点地剪着。
“这脚拇指的指甲都长进肉里去了，把它抠出来。”奶奶说。父亲一看也是，用剪刀尖处轻轻地来回抠着。
“好了，干净了，你也歇着吧。”奶奶对父亲说。父亲轻轻地让奶奶躺下。第二天，四叔、五叔还没回来，大姑也忙得没来，二姑因为修建牟山水库要移民吉林在家里收拾，家里只剩下父亲一人。
“你说这天就怪了！夜来（昨天）囊（那）么些绿豆蝇。今麦儿（天）一个也没有了，屋里干干净净的。”父亲流着泪回忆说。
奶奶什么病也没有，不是没有，是父亲说不上什么病。只是饿得浮肿后慢慢平静地死去，被饥饿慢慢折磨而死。
在那个年代，奶奶是所有饿死的人中的一个最简单的个体。1959年、1960年，1500口人的秦戈庄村饿死了276人。
“娘，娘啊，你醒醒！你醒醒！”父亲摇晃着奶奶。悲怆的父亲在家里哭得天昏地暗，眼泪都哭干了。
＇1＇一种切地瓜干的工具。
＇2＇用丝绦或布条编绾而成的扣子。
第十章
1962年，四叔已经23岁了，五叔20岁了，父亲则30岁了。弟兄三个，三根光棍顶着偌大的院子和一间半破茅屋。大雁飞过不低头，燕子略近旋飞走，喜鹊梧桐不栖，麻雀墙角不窝，黄鼠狼路过快跑，老鼠觅食不光顾。弟兄三个孤独凄凉地在这三人世界里生活着。
这一年，实行“三自一包”＇1＇，乡亲们从人民公社大食堂又买锅开灶恢复到以前的生活方式。父亲分得了三分自留地，种上了辣椒、土豆、莴苣、扁豆、黄瓜等蔬菜。为了生计，父亲还带领四叔和五叔在降媚山南边山沟里开垦了一亩地，种上了地瓜、豆角和绿豆。父亲和乡亲们菜色焦黄的脸上开始有了红晕，最有说服力的是1959年和1960年村里只存活了一个孩子，而如今又见妇女挺着肚子在大街上、老槐树下骄傲地聊天，偶尔从院子里传出婴儿的哭声。
饥饿在慢慢退却，墙外的政治斗争却在逐渐生长。
父亲搞不清怎来了那么多的运动。从镇上派来了4个人，说是领导“四清”运动的。领头的是县工商业联合会一个叫孙业富的，嘴角留着两撇胡髭，随着他的笑，胡髭不时地抖动着，仿佛在鼻翼下方“浮起”一堆泡沫。就像莫泊桑小说《漂亮朋友》笔下的杜洛瓦，显得十分滑稽可笑。“四清”运动一开始是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工作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大队会计郑宝卖了一根木材，5元忘记入账，查出来的时候钱还在自己兜里放着，那也不行，被挂上牌子参加四类分子＇2＇的陪斗。三叔在牲口棚用拴牲口的废木料做了一个小板�